他是南昌起義最高領導人，卻被開除出黨，后來成為新中國首任部長

說到南昌起義，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都是周總理、賀龍和葉挺等人，不過，其實當時還有個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后來卻被開除出黨。誰都沒想到，就是這個人，后來還成了新中國的首任部長。

這個人，就是譚平山。他到底是誰？又有什么樣的傳奇經歷呢？

廣東佛山高明區(qū)明城鎮(zhèn)，如今是熱鬧的城鎮(zhèn)，可在1886年，這里還滿是農田。就在這一年，譚平山出生在當?shù)匾粋€普通人家，家里日子過得緊巴巴，全靠父親走街串巷做裁縫活，母親在家?guī)腿丝p補衣物，勉強湊夠一家?guī)卓诘娘堝X。

雖說家境貧寒，但譚平山的父親心里清楚，農村孩子要想跳出農門，唯有讀書這條路。所以哪怕自己省吃儉用，甚至偶爾向鄰里借錢，也堅持送譚平山去學堂。

譚平山也沒辜負父親的苦心，從小就透著股機靈勁兒，記性特別好，老師教的內容很快就能掌握。

憑著這股韌勁，他一路求學，先是考進了廣州的兩廣優(yōu)級師范，后來又憑著優(yōu)異的成績考上了北京大學，成了村里第一個考上全國頂尖學府的人，街坊鄰居都把他當成自家孩子的榜樣。

在北大讀書那幾年，中國正處在大變革的前夜。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消息傳到北大校園，學生們都沸騰了。譚平山跟著同學們一起，舉著寫有“還我青島”的小旗子，涌上街頭游行抗議。

隊伍走到趙家樓時，大家怒火中燒，沖進了漢奸曹汝霖的宅子，還放火燒了屋子。可沒等大家高興多久，軍警就趕來了，譚平山和不少同學都被抓進了監(jiān)獄。

在監(jiān)獄里待的那幾天，譚平山沒閑著，他反復琢磨：光靠喊口號、燒房子，根本改變不了國家被欺負的命運，得找條更實在的救國路。

從北大畢業(yè)后，譚平山回到了廣東，在一所學校當老師。課堂上，他給學生講文化知識；課后，他悄悄聯(lián)系那些和自己一樣想救國的人。

1920年，他和好友譚植棠一起，辦了一份叫《廣東群報》的報紙。那時候很多人還不知道十月革命、不了解馬克思主義，這份報紙就專門介紹這些新思想，每期印出來后，他們就騎著自行車送到各個學校、工廠，讓更多人看到。

沒過多久，他又牽頭成立了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把年輕人聚集起來討論救國理想，慢慢成了廣東地區(qū)革命活動的核心人物，大家都愿意跟著他干。

1921年，陳獨秀來到廣東，想在這里建立共產黨的組織。譚平山聽說后，主動找上門拜訪。兩人一見面，就救國救民的話題聊得停不下來，想法不謀而合。

很快，他們就一起組建了廣州共產黨小組，譚平山擔任支部書記。那時候共產黨剛成立沒多久，沒多少人手，也沒多少經費，譚平山幾乎是身兼數(shù)職。

他既是組織者，要聯(lián)系各地的進步人士；又是宣傳員，經常騎著自行車，跑遍廣州的工廠車間和鄉(xiāng)村田野，跟工人、農民聊天，告訴他們只有團結起來才能改變命運。

憑著出色的能力和對革命的熱情，從黨的二大到五大，譚平山每次都當選為中央委員，到了五大的時候，還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在黨內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除此之外，譚平山還有個特殊身份：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

這還要從第一次國共合作說起了。1924年，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孫中山提出“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的政策，想改組國民黨，可缺懂革命、有能力的人幫忙。譚平山在廣東聲望高，又熟悉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情況，于是被推薦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

那段時間，他特別忙，白天在國民黨機關處理黨務，晚上又匆匆趕回共產黨這邊參加會議，成了連接兩黨的“橋梁”。他還借著這個機會，把不少可靠的共產黨員安排到國民黨的關鍵崗位上，為后來的革命埋下了重要的種子。

誰知道，到了1927年，革命形勢就變了，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街上到處是抓共產黨人的軍警，不少革命群眾倒在血泊里。

沒等大家緩過勁，7月汪精衛(wèi)在武漢也跟著搞“清黨”，曾經并肩作戰(zhàn)的盟友轉眼成了劊子手，大革命就這么一夜之間垮了。

當時譚平山正在武漢當國民政府農政部長，天天忙著推動農民運動，結果卻只能眼睜睜看著曾經的“同志”舉起屠刀。他急得滿嘴起泡，連著幾晚在辦公室里轉圈，根本合不上眼。

但共產黨人沒被嚇住，大伙都有在想：光靠嘴說不行，得拿槍反抗，最后把武裝起義的地點定在了南昌。

7月底，譚平山連夜趕到九江，跟李立三他們湊在一間小客棧里商量起義的細節(jié)。

那會兒賀龍的二十軍、葉挺的十一軍都駐扎在南昌附近，可部隊名義上還掛著國民黨的牌子。要是直接打共產黨的旗號，不僅士兵可能不理解，還會把國民黨里的左派推走。

商量來商量去，最后定了個主意：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義發(fā)起起義，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團主席，就落在了譚平山身上，畢竟他在國民黨里有威望，又跟共產黨一條心。

8月1日凌晨，南昌城頭的槍聲突然響起來，打破了夜的安靜。起義軍沒費多大勁就控制了全城。

譚平山穿著軍裝，站在原省政府的院子里，對著聚集過來的士兵和群眾宣布革命委員會成立。看著眼前的人群，他心里熱乎乎的，覺得就算眼下難，中國革命總算有了新奔頭。

可誰能想到，起義剛過一周，武漢國民黨中央就發(fā)文件，把譚平山的國民黨黨籍給開除了；更讓他心里疼的是，11月中共中央也下了決定，把他的黨籍也除了。

說起來這事兒挺憋屈：起義前張國燾從上海過來，說要等共產國際的指示，不讓馬上動手。譚平山本來就急得上火，跟身邊一個師長念叨了句“再這么攔著，干脆把他扣下來”。

這話不知怎么就傳到共產國際代表耳朵里，那時候黨內“左”傾思想正厲害，覺得他這是“要搞黨內暗殺”，直接就把他開除了。

后來周總理回憶起這事還嘆氣：“當時哪怕給個警告，或者送他去莫斯科學習，也比開除黨籍強啊。”

一下子被兩個黨“扔下”，譚平山心里像扎了根刺，但他并沒有就此放棄革命。1928年他躲到香港，在油麻地租了個小閣樓，一邊養(yǎng)著起義時累出來的肺病，一邊在報紙上寫文章，把蔣介石搞獨裁、殺老百姓的事兒全抖出來。

“九一八”事變后，他又偷偷回了內地，組織抗日團體，跑遍各地演講，喊著要團結起來打日本人。蔣介石知道他有號召力，派人找他，說只要回國民黨，給個部長當當。

譚平山卻說：“我當年跟著孫中山鬧革命，是想讓老百姓過好日子，不是來給你當獨裁的幫兇！”

抗戰(zhàn)勝利之后，譚平山看清了蔣介石要打內戰(zhàn)的真面目，又跑到了香港，聯(lián)合李濟深等人成立了中國國民革命委員會，專門跟蔣介石對著干。

1948年4月，中共中央發(fā)出“五一口號”，號召各黨派一起開新政協(xié)、建設新中國。譚平山看到消息的當天，就拍板要北上。

那時候從香港去解放區(qū)可不容易，國民黨特務在碼頭盯得緊。他喬裝成做生意的老商人，戴著舊氈帽，揣著假身份證明，躲在貨輪的底艙里，顛了好幾天才到東北。

到哈爾濱的時候，他衣服上還沾著船底的煤塵，一見到中共中央派來的李富春，就緊緊攥著人家的手，聲音都有點發(fā)顫：“我等這一天等了大半輩子，總算能跟著共產黨一起建個老百姓的國家了！”

1949年9月，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在北京開的時候，譚平山當選了主席團常務委員。開會那天，他特意從包里掏出兩個用綢子包著的小本子，一個是1924年的國民黨黨員證，封皮都磨白了；另一個是1921年廣州共產黨小組的活動證，紙都發(fā)脆了。

他舉著這兩個證跟大家說：“我這輩子，一會兒是國民黨，一會兒沒了黨籍，可不管身份怎么變，跟著革命走的心思從來沒歪過！”

10月1日開國大典那天，譚平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看著毛澤東主席按下升旗按鈕，五星紅旗一點點升起來，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

他想起20多年前南昌起義的槍聲，想起被兩黨開除時的迷茫，再看看眼前滿城的歡呼，心里滿是感慨：這輩子的盼頭，總算實現(xiàn)了。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讓譚平山當人民監(jiān)察委員會主任，這職位就跟現(xiàn)在的監(jiān)察部長差不多，管的就是官員作風、貪腐這些事兒。

那時候他已經63歲了，頭發(fā)都白了大半，可干勁比年輕人還足。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到辦公室，桌上堆著各地報上來的監(jiān)察案子，他都一頁頁仔細看。

剛建國那幾年，有些干部經不起誘惑，收禮、占公家便宜的事兒時有發(fā)生。譚平山聽說后，親自帶隊下基層，有時候坐火車硬座，有時候搭農民的牛車，一路走一路查。

1956年4月，70歲的譚平山在北京病逝。

臨終前，他躺在病床上，拉著身邊工作人員的手，聲音雖然輕，卻很堅定：“監(jiān)察這活兒不能松啊……得盯著干部們，別忘了咱們是為老百姓做事的，可不能走舊社會當官撈好處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