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一貨郎救了3000多紅軍戰士，后來政府找到他，結局如何

一個貨郎，卻能讓縣政府為他立下一塊墓碑，墓碑上還刻著紅五星。更讓人驚嘆的是，紅軍竟然尋找了他近半個世紀，他究竟是誰？又做了什么才有這樣的待遇？

這個“傳奇貨郎”就是“軍史布衣第一人”陳廷賢。

1911年11月，山西晉城的窮山溝里添了個小男娃，爹娘給他起名叫陳廷賢。

陳廷賢剛出生就沒趕上好日子，小小年紀爹娘就先后去世了，后來妹妹又不幸餓死，只剩下年邁的祖母和他相依為命。

13歲那年，為了給祖母治病，他跟著同鄉鉆進運城的鹽井挖鹽，鹽堿水把皮膚泡得一層層脫落，夜里疼得睡不著，他也只能咬緊牙關忍著。

挖鹽掙的錢太少，陳廷賢瞅準了販鹽的門道。那會兒鹽是官控物資，私販抓住就得蹲大獄，可他實在沒活路，只能大著膽子賭賭。

隨后，他就揣著干糧鉆進了深山，用了半個多月摸清了一條避開官府巡查的小道，哪處有岔口、哪塊石頭雨天會滑、哪片林子能躲人，都記在心里。靠著這條秘密通道，他總算讓祖母吃上了飽飯。

祖母去世后，陳廷賢挑著擔子輾轉到河南盧氏縣，學了門糕點手藝，改賣桃酥、花卷。豫陜交界的伏牛山區，他用雙腳丈量了個遍，羊腸小道、密林峽谷走得比自家炕頭還熟。

挑擔叫賣的日子里，陳廷賢見多了兵匪搶掠、民不聊生，也練就了一雙辨人的火眼金睛，誰是真心買賣，誰是假意問路，他看一眼就門清。

1934年12月，陳廷賢挑著糕點籠屜去叫河（今天的欒川）趕集，遠遠就看見一群穿得破破爛爛的人在問路。這些人穿著各色單衣，腳上是沾滿泥血的草鞋，卻沒人動路邊曬的軟柿子，買塊糕點還主動給錢，說話客氣得不像當兵的。

“你們是紅軍吧？”陳廷賢試著搭話。領頭的年輕人愣了一下，點頭承認，還說了實話：他們是紅25軍的偵察兵，大部隊被國民黨軍圍在山里，快斷糧了。

這支從河南羅山出發的紅軍隊伍，本想在伏牛山建根據地，沒成想剛到盧氏就鉆進了蔣介石布下的“鐵桶陣”。五里川、朱陽關這些入陜要道全被重兵把守，身后有好幾個旅的追兵，左右是地方軍閥夾擊，3000多將士困在峽谷里，連草根都快挖光了。

軍長程子華連著好幾夜都沒合眼，派出去的偵察兵回來都說，老鄉們被國民黨的謠言嚇怕了，沒人敢指路。

偵察兵把陳廷賢領到臨時軍部時，程子華正對著地圖發愁。一開口，兩人都是山西鄉音，氣氛瞬間松快了些。“老鄉，能給我們指條活路不？”程子華的聲音帶著疲憊，他身后的戰士們大多是十幾歲的“娃娃兵”，凍得通紅的臉上滿是倔強。

陳廷賢看著戰士們手里的木槍、腳上的爛草鞋，想起了自己當年挖鹽的苦日子。他沉默片刻，突然拍了拍大腿：“有條放羊人走的小道，能繞開敵軍關卡，就是險得很。”程子華眼睛一亮：“羊能走，紅軍就能走！”

12月5日凌晨，天還沒亮，陳廷賢就帶著紅25軍主力鉆進了深山。這條被當地人稱為“七十二道水峪河，二十里路腳不干”的小道，最窄的地方只能容一個人側身過，旁邊就是萬丈懸崖。

陳廷賢走在最前面，用扁擔撥開帶刺的灌木叢，遇到山澗就先跳過去，再回頭扶戰士們。

白天怕被敵軍偵察機發現，他們就躲在巖洞里啃干糧；夜里借著月光趕路，草鞋踩在冰雪上發出“咯吱”聲，誰也不敢咳嗽一聲。走到文峪鄉時，部隊斷了鹽，傷員傷口開始化膿。

看著戰士們這樣，陳廷賢心里也不好受，他就趁夜色摸進盧氏縣城，用賣糕點的錢買了食鹽和草藥，回來時棉衣上還沾著躲避民團的塵土。

為了迷惑敵人，程子華還安排手槍團在朱陽關一帶故意暴露行蹤，制造要從大道入陜的假象。主力部隊則跟著陳廷賢繼續西進，翻百盤嶺時遇到塌方，戰士們手拉手結成人墻，陳廷賢在前面探路，腳被石頭砸出了血也沒吭聲。

四天三夜里，他們走了300多里路，打散了幾股攔截的民團，終于在12月8日抵達豫陜交界的鐵鎖關。守關的國民黨軍還沒反應過來，就被紅軍一舉擊潰。站在陜西地界的山坡上，看著戰士們歡呼雀躍，陳廷賢長舒一口氣，挑著空籠屜就要往回走。

程子華快步追上他，遞過15塊大洋，這在當時都能買兩畝地了。可陳廷賢卻連連擺手：“你們是為窮人打仗的，我帶路是應該的。”程子華眼圈一紅，也不再推讓，只是掏出紙筆，和政委吳煥先一起寫下那張字條，蓋好軍印塞進他手里：

“老鄉，錢你不收，那這個一定要拿著，以后，你就是共產黨的人了！”

陳廷賢把字條折了又折，藏進貼身衣袋。他不知道，這支被他救下的隊伍后來創造了怎樣的傳奇：

他們在陜南建立了50萬人口的鄂豫陜根據地，成為長征中唯一人數不減反增的隊伍，1935年9月最先抵達陜北，后來還發展成抗美援朝的“萬歲軍” 38軍113師，出了97位開國將軍。

陳廷賢回盧氏沒幾天，安穩日子就斷了，他為紅軍帶路的事不知被誰泄了密。

一天半夜，他家的木門“哐當”一聲就被踹開了，幾個穿黑褂的民團兵闖進來，繩子往他身上一捆，就往城隍廟拖。

城隍廟的冷磚地上，民團把燒紅的鐵鉗往他手上按，“滋啦”一聲，焦糊味直竄鼻子。見他不吭聲，又端來冰水往他頭上澆，寒冬臘月里，水順著衣領流進懷里，凍得他牙齒打顫。

可不管怎么折騰，陳廷賢嘴里就一句話：“我不認識啥紅軍。”

一連幾天的折磨熬下來，他嘴里咬出了血，渾身沒一塊好皮，民團實在問不出啥，就罵罵咧咧把他扔在雪地里。

鄰居大娘早起掃雪，看見蜷在雪堆里的陳廷賢，趕緊喊人抬回家。他醒過來第一反應就是摸貼身的布兜：程子華給的那張字條還在。

后來他在盧氏成了家，把字條用油紙包了好幾層，塞在屋梁最隱蔽的縫里，每次修房子都特意囑咐木工：“那根梁別動。”這字條，就成了他藏在心里的寶貝。

1944年春天，日軍打進盧氏，火順著街燒過來，陳廷賢家兩間房也著了。他想起屋梁上的字條，抄起水桶就往火里沖，剛跨進門，日本兵的刺刀就頂到了他胸口。煙嗆得他睜不開眼，只能看著房梁燒塌。

火滅后，陳廷賢在廢墟里扒了半天，只找到一小撮燒黑的紙灰，幾十歲的人了，卻因此蹲在地上哭了好一會兒。

新中國成立后，陳廷賢進了縣副食品公司賣鹽。那會兒盧氏山里好多人脖子腫得老大，叫“癭病”。他想起以前販鹽時聽老中醫說過，缺碘會腫脖子，就試著在鹽里拌點碘粉。

每天天不亮，他就挑著鹽擔走村串戶，山里路滑，摔了好幾回，鹽撒了就撿起來吹吹，接著送。他跟老鄉說：“這鹽多吃點，脖子就不腫了。”

到了1963年，他因為推廣碘鹽做得好，評上了河南省勞動模范，去鄭州開會。看著臺上黨員代表胸前的紅徽章，他不自覺摸了摸自己的胸口，想起那張燒沒的字條，眼圈悄悄紅了。

回來后，他試著跟單位黨支部說當年的事，可沒字條作證，有人背后議論：“老陳這是想沾紅軍的光吧？”

他聽了也不辯解，只是把沒人愿值的夜班都包了，下鄉送鹽總挑最重的擔子。兒子不解，問他為啥這么實在。他蹲在門檻上，摸了摸兒子的頭：

“咱當年答應紅軍要守好那個證明，現在雖說證明沒了，可做人得講良心，干活實在點，夜里睡覺才踏實。”

其實，紅25軍一直都惦記著陳廷賢這位大恩人，也一直都在尋找他，可惜的是，當年的吳煥先政委在一次戰斗中壯烈犧牲了；程子華倒是始終都在派人尋找，但他不慎將“陳廷賢”聽成了“陳廷獻”，這才一直都沒找到他。

198年，中央軍委的會議室里，每次討論紅25軍戰史編寫，程子華老將軍總會停下話頭，手指輕輕敲著桌面，聲音比平時高半度：“當年在盧氏救了咱們全軍的貨郎老鄉，無論如何得找到！”

那時程老已是滿頭白發，可一提起那個山西青年，眼里就有光。當年突圍時，那個挑著糕點擔、操著鄉音的身影，他記了快50年。

可當年部隊轉移急，記錄的小戰士沒聽準名字，就因為那一字之差，派去山西晉城的人跑了好幾趟，走村串戶查老戶籍、問老人，連偏遠山溝的代銷點都沒放過，鞋底都磨破好幾雙，愣是沒找著“陳廷獻”。

編史組沒氣餒，1985年春天調整了思路：既然當年貨郎在盧氏帶的路，說不定早就在那兒定居了。幾個人揣著地圖，一路往河南盧氏趕，順著當年紅25軍突圍的路線，挨鄉鎮打聽“曾幫紅軍帶過路的貨郎”。

直到摸到縣城邊上一個普通院落，推開虛掩的院門，堂屋墻上掛著的黑框遺像，讓所有人心里一沉：照片上的老人，眉眼和程老描述的很像。

出來迎接的是陳廷賢的兒子陳建國，他攥著父親生前賣鹽用的舊木勺，紅著眼眶說出了消息：“俺爹去年正月就走了，走的時候73歲，肺心病熬了好一陣子。”

他領著眾人進里屋，指著墻角一個舊木箱，里面放著幾件打補丁的舊棉襖：“俺爹最后幾天神志不清，嘴里總叨叨‘字條沒了’‘黨認不認我’，清醒時拉著我的手，就說想埋在黨校旁邊，離黨近點，他總記著當年紅軍首長說他‘是共產黨的人’。”

消息傳到程子華耳里，老將軍半天沒說話。后來他親自寫了挽聯，讓秘書專程送到盧氏：“布衣救紅軍功在千秋，丹心照日月名垂青史”。

1996年，盧氏縣委、縣政府決定給陳廷賢立碑。碑石選的是當地山上的青石板，厚實耐用，就像老人一輩子的性子。刻字的老石匠聽說了陳廷賢的事，特意把“1934年紅25軍突圍引路人，共產黨員”這幾個字刻得深一些，紅五星刷得亮堂堂的，陽光下能映出光。

立碑那天，不少老鄉趕來，有當年吃過他碘鹽的，有聽過他講紅軍故事的，還有白發蒼蒼的老人說：“陳貨郎是好人，該有塊像樣的碑！”

如今，陳廷賢的孫子陳晶是盧氏縣“紅色宣講團”的核心成員，他將爺爺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講給大家聽。

這場跨越了半個世紀的尋找，最終畫上了圓滿的句號。陳廷賢這位“布衣英雄”，值得我們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