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周恩來力排眾議，追認一國軍中將為烈士，毛主席力挺：我支持

1973年的一個春日，北京中南海里氣氛凝重。周恩來在病中聽完秘書匯報，一字一句地說：“這個人，不能再拖了，該給個說法?！睍錾?，有人猶豫，有人沉默。涉及的，是一名早已在臺灣刑場倒下二十多年的國民黨中將——吳石。就在那一年，在周恩來、葉劍英的堅持下，在毛澤東一句“我支持”的表態之后，這位曾經身居國民黨高位的將領，終于在新中國的名冊上，獲得“革命烈士”的身份。
很多年后，人們再翻起這段往事，難免會生出一個問題：一個在舊軍隊里位居要津的中將，為何會冒著滅門之禍，去做最危險的地下工作？而新中國為什么又要在建國二十多年后，頂著各種壓力，為他正名？
一、從“吳狀元”到“失意將軍”：理想與現實的拉扯
要理解吳石在1940年代末的選擇，得往前看很久。
1893年，吳石出生在福建福州倉山區螺洲鎮吳厝村。如今那里只剩下一座“吳石故居”，青磚灰瓦，還保留著閩地老宅的格局。很難想象，這個看上去普通的農家院落，曾走出過國民黨軍中的中將參謀長、國防部要員，也走出過一個隱蔽戰線上的關鍵人物。
1911年，18歲的吳石與好友吳仲禧一起，參加福州辛亥北伐學生軍。那一年清王朝風雨飄搖，年輕人心頭最常掛的兩個字就是“革命”。對吳石而言，一條路似乎很清楚：走軍人之路，以武立國。
此后幾年，他一路讀軍校：湖北武昌第二預備軍官學校、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再到日本陸軍大學。成績始終名列前茅，既能寫能畫，又精研兵學，身邊人半開玩笑地稱他為“吳狀元”，甚至給了個夸張的說法——“十二能人”。
學成回國后，他進入國民黨軍體系，先是做參謀、教官，后來在抗日戰爭爆發后，進入國民政府軍事機構，負責研究對日戰略。由于留過學，對日本軍制、戰法了如指掌，在軍中被當作“日本通”。從履歷看，這是標準的“成功軍官”路徑。

有意思的是，就是在這樣看似順風順水的日子里，裂痕悄悄出現了。
在國民黨內部工作十多年，他親眼看到了裙帶、腐敗、推諉，看到了不少前線士兵流血犧牲，而后方有人借戰爭大發橫財。理想和現實的落差，一點點積累。他起初仍然認為，“參加國民黨就是參加革命”，甚至主張對共產黨“堅決剿滅”，這種看法在抗戰初期仍然存在。
轉折出現在全面抗戰之后。國共第二次合作開始，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相繼開赴抗日前線。吳石在武漢工作時，專門去聽了周恩來的演講，也和葉劍英等共產黨人有過接觸，還認真研讀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這些并非一時興起，而是出于職業本能——他要研究抗戰全局，就不能不看各方戰略，而共產黨人的表述與實踐，很快引起了他的注意。
時間一長，吳石發現，自己原先對共產黨的許多成見，和現實對不上。他看到的是另一種作風：注重組織紀律，強調群眾基礎，對民族抗戰態度堅決。這一點，與他心里那個“整飭軍政、救國圖存”的理想，竟有某種暗合。
1940年初，他與老友吳仲禧重逢。兩人已有二十多年未見。這時，吳仲禧已經在1937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表面身份仍是國民黨第四戰區軍務處處長、韶關警備司令。茶桌上，吳石談起自己這些年的郁結：滿腹學識，卻長期只能做參謀，難以真正統兵抗日；國民黨內部沉疴難治，讓他越來越失望。
吳仲禧敏銳地聽出，他對國民黨不再盲目認同。按照他事后的回憶，那一次談話之后，他就意識到，這位自少年起就胸懷報國之志的好友，思想上已經在發生重要變化。
二、接觸共產黨：從觀望到站隊
抗戰結束后，中國局勢急轉直下。國共談判無果，內戰陰云迅速壓過來。國民黨方面做了一次重要的軍事機構調整：撤銷軍事委員會，成立國防部，作為最高軍事行政機關。

1946年春天，吳仲禧從廣州到上海，向中共方面的潘漢年表達希望去延安工作的意愿。潘漢年卻希望他繼續潛伏在國民黨內部，從軍事系統搜集情報，囑咐他設法進入國防部掌握實職。這一建議，為之后的一連串布局埋下伏筆。
吳仲禧通過自己的關系，最終被任命為國防部監察局中將首席監察官。這一職務名義大、實權有限，卻有一個優勢：可以名義上“視察”，走遍各主要軍事機關。這個便利，在后來的淮海戰役前夕發揮了巨大作用。
至于吳石，他在這段時間里仍然是國民黨軍中的高級將領，但態度已經悄悄變化。他知道吳仲禧在做“秘密工作”，非但沒有回避，反而主動在生活、工作上給予支持。站在當時的政治立場上看，這已經是不小的表態——至少說明，在他心里，國民黨已不再是毫無疑問的“唯一選擇”。
真正的關鍵聯系人，是同盟會元老何遂。何遂早在抗戰初期就與中共保持聯系，曾經介紹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結識吳石。何遂本人不是黨員，但他的子女，包括后來擔任農業部長的何康在內，都是共產黨員。
1947年4月的一天，上海錦江茶舍里，一場看似普通的聚會，卻改變了吳石后半生的命運。何遂約吳石前來，再向他介紹幾位“朋友”：中共華東局書記劉曉、副書記劉長勝、上海局策反工委書記張執一。大家以老友敘舊的身份相談，實則在相互審視、判斷。
這次會面之后，組織上決定：由張執一專門負責與吳石聯系，聯絡地點定在何遂家——位于上海愚園路儉德坊2號。這處看似普通的民居，后來成了情報往來、命運交匯的重要節點。
1948年春夏，經吳仲禧引薦、張執一接洽，吳石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他已是國民黨軍中的高級將領，從地位、生活條件來說，已是許多人一輩子難以企及的高度。也正因為如此，他的“轉向”，在常人看來更顯得不可思議。
其實從他的經歷梳理下來就會發現，這并不是一時沖動。多年理想與現實的摩擦、抗戰中對不同政治力量的觀察、對腐敗現象的反感、對共產黨人作風的認可，這些東西一層一層疊加，最終在內戰決戰階段，匯成了一個驚險的抉擇。
三、決戰前夜：渡江、淮海與“密使一號”

同黨組織建立聯系后，吳石沒有停留在“態度支持”的層面，而是以極高的風險參與實際工作。他的崗位，恰恰給了他“接觸第一手資料”的條件。
那時他擔任的是國民黨國防部史政局局長。各種前線作戰方案、兵力部署、情報匯總，最終都要送到史政局歸檔。別人眼里的“文件堆”，在有經驗的參謀眼中，就是戰爭全局的一幅幅地圖。
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春，中國解放戰爭進入決定生死的階段。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相繼展開，國民黨主力部隊在東北、華北、華東地區接連陷入被動。就在這個階段，吳石、吳仲禧等人配合地下黨，做了幾件十分關鍵的事。
渡江戰役前夕，1949年3月初，上海愚園路儉德坊2號，迎來了一個久違的身影。那天，何康正在家里，門一開，是穿著國民黨軍官制服的吳石。兩人簡單寒暄幾句后，吳石立刻從懷里取出一份厚厚的資料遞上，轉身匆匆離開。
這份資料，正是國民黨軍在長江防線的詳細部署：各軍團番號、兵力配置、防御重點，一一標注清晰。何康意識到事態重大，隨即聯系上海局策反工委書記張執一，通過既定渠道，將情報送出去。
多年以后，當時擔任三野參謀長的張震，將軍回憶渡江戰役準備工作時，曾兩次提到這一批情報，對其價值給予很高評價。作戰指揮者非常清楚，提前掌握敵軍防線布置，在策定突破方向、火力集中點時，有多大的幫助。
另一件事，發生在1948年10月，淮海戰役前夕。在國防部監察局任職的吳仲禧，被派往徐州“視察”。臨行前，他特地找吳石，請他寫信介紹自己去見徐州“剿總”參謀長李樹正，以便獲取更多內部情況。
帶著這封信，吳仲禧到了徐州，受到李樹正熱情接待。李親自陪他參觀機要作戰室，墻上掛著的，是正準備中的作戰部署地圖——各兵團位置、預定機動方向，一覽無余。吳仲禧強記在心，三天后借口“身體欠佳”離開，悄然南下上海，向潘漢年作了詳細匯報。

他后來感慨：“沒有吳石的關系，這樣的機會根本不可能?！边@類情報，對我軍作戰部署、判斷敵方企圖，起了不小的輔助作用。從這一點上說，吳石的“站隊”，已經遠遠超出個人選擇的范疇，真正影響到了戰場上的生死勝負。
1948年冬，三大戰役接近尾聲，解放軍掌握了戰略主動。就在此時，吳石接到一個新的重要任務：爭取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起義。
那時，海軍在整體戰局中的比重還不像后來那么突出，但誰都清楚，一旦局勢推到渡江、解放沿海城市階段，海軍態度就會非常關鍵。林遵本人在國民黨海軍中已遭桂永清等排擠，對前途迷茫，但到底是起義還是隨行當局撤退，他心里有猶豫。
有一天，他來到吳石家，坦率詢問前途。兩人談到深夜，留下了一段頗有意味的對話。
吳石先講“下策”：“你可以隨波逐流，繼續給他們賣命，換個官升一升，家里也能光鮮一些。”林遵當場搖頭，說自己“讀書明理，不愿做喪盡良心之事”，現在“民心所向，大勢所趨”，如果逆潮而動，即便眼前有富貴，終究要被歷史唾棄。
見對方態度已定，吳石又講起辛亥革命時海軍的一個片段：當年海軍提督薩鎮冰奉命率艦隊鎮壓武昌起義，見水兵多同情革命，自己又不愿為清廷賣命，最后選擇告病離隊，這是“中策”；真正的“上策”，是他離開后由黃鐘瑛等人率艦起義，投向革命陣營。說到這里，他話鋒一轉：“依我看，你若效法黃鐘瑛，才是真正出路?！?br/>這一番講述，對林遵觸動極大。1949年4月23日，他終于做出決定，率第二艦隊在江陰起義，隨即編入華東軍區海軍序列。這一舉動，為渡江戰役及日后華東地區的海防建設打下基礎。可以說，這背后也有吳石推波助瀾的一份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三大戰役結束后，國民黨內部曾有一批極為重要的國防部機密檔案——約五百多箱。白崇禧、陳誠主張全部運往臺灣保存。吳石當時已經知道自己將調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他建議把這批檔案先轉移到福州。他的打算很清楚：戰事發展到一定階段，自己在福州起義，就有機會把這些資料完好無損地交給解放軍。
1949年7月，他被正式任命為國防部參謀次長，隨國民黨當局撤往臺灣。為了取得當局信任，他甚至把夫人王碧奎和兩個年幼孩子一并帶去，徹底斷絕了“腳踏兩條船”的可能。等到福州解放后，他事先安排好的親信王強，將那批檔案交給了接管軍隊。這一批資料，對掌握舊軍隊情況、整理戰史，都具有重要價值。

四、虎穴忠魂：臺灣刑場與遲到的烈士證書
渡江之后，戰局迅速明朗。大陸大局基本底定，而臺灣則成為國民黨殘余政權的最后據點。也正因為如此，潛伏在臺灣的中共地下組織，以及像吳石這樣的高級線人，就顯得尤為重要。
1949年10月24日，三野第十兵團發起金門戰役，因準備不足而失利。這次戰役暴露出對臺灣方面情報掌握不足的問題，中共中央對臺灣島內的隱蔽戰線更加重視。華東局專門派朱諶之到香港，與吳石建立專門聯絡。
在臺灣，吳石憑借職務，繼續接觸重要軍事決策和部署。他獲得的部分情報，通過朱諶之送往香港，再轉交內地，有幾份還直接呈報給毛澤東。毛在看過后，詢問情報來源，得知是香港一名女特派員與“密使一號”接頭送來，隨口囑咐身邊人：“給他們記一功?！币痪漭p描淡寫，背后卻是對那條生命線重要性的清楚認知。
然而，從1949年年底開始，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逐步加強對臺灣中共地下黨的清查。1950年1月29日，中共臺灣省工委負責人蔡孝乾被捕。經不住嚴刑拷打，他在很短時間內叛變，供出大量組織情況。
據公開資料統計，這次泄密直接牽連的中共地下黨員有六百余人，另有近百名無辜群眾受牽連。吳石、陳寶倉等人的身份與活動渠道，也在蔡孝乾的供述中暴露無遺。
1950年3月1日，臺灣當局下令逮捕吳石。在他家中，特務搜出了他簽發給朱諶之的“特別通行證”，這成了直接證據。他被關進一個狹小陰暗的牢房，面積不足五平方米，很快又被塞進更多“嫌疑人”，人滿為患。
當時吳石已經57歲，本就有嚴重高血壓。長期審訊與折磨之下，他曾在牢里突然昏倒。醫生診斷為腦溢血風險極高。特務一度擔憂“人沒審完先死在監獄里”，只好把牢里其他人調開一部分，給他留出一點空間。
在長達百余天的關押期間，每到夜里十一點左右，他常被提走，直到次日才被押回。各種酷刑輪番上陣，卻始終無法從他口中得到更多內容。特務事后承認，“對吳石的偵訊是最困難的事”，這句話本身，也算是一種側面的證明。

身體上的摧殘極其殘酷。他的一只眼睛被折磨到幾乎失明，雙腿嚴重浮腫，走路困難，大部分時間甚至沒法平躺，只能靠在墻邊勉強休息。即便如此，他對組織、對同伴的身份始終守口如瓶。
蔣介石得知審訊進展后，怒不可遏，下令對吳石、陳寶倉、聶曦、朱諶之處以極刑。1950年6月10日，四人被押往刑場執行槍決。
行刑前，吳石神情平靜，據傳他緩緩吟誦了在獄中所作的一首詩，其中“平生殫力唯忠善，如此收場亦太悲”兩句，頗見心跡：一生奉獻于“忠與善”，最后卻以這種方式結束，多少帶著一絲冷靜的自嘲，但更多的是對自己選擇的認定——“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
槍聲落下后，負責拍照的記者依序記錄每一具尸體的面貌。按照蔣介石的要求，“死要見尸”，他很難接受這樣一個現實：在國民黨軍中身居要職的中將，竟然會在關鍵時刻倒向對立陣營。
這四人中，朱諶之是華東局派出的聯絡員。她犧牲后，1950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準她為革命烈士，陳毅親筆簽署。陳寶倉將軍的骨灰后來由教會人士運回大陸，1952年，他被追認為革命烈士，1953年又舉行了隆重公祭。
很遺憾，吳石這里，卻出現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空白”。
解放后，在華東軍政委員會司法部任職的何遂，得知吳石在臺灣被害，曾多次向華東局反映情況，要求為其烈士身份作出確認。遲遲得不到正式答復，他內心難以平靜，甚至因此急火攻心，舊病復發。這位在辛亥革命時期就投身革新的老人，看到老友的結局長期懸而未決，自然難以釋懷。
時間一晃到了1968年，何遂去世。又過了五年，他的子女為了替父輩完成心愿，給周恩來寫信，詳述吳石的經歷，請求為其正名。

周恩來收到來信后，極為重視。他找來負責情報、安全工作的羅青長商議，又與葉劍英溝通。圍繞著“是否認定為烈士”“如何評價一位舊軍隊高級將領的選擇”等問題，相關部門內部存在不同意見，不少人顧慮重重。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態度堅決：有貢獻就要承認，不能因為出身、身份，就輕輕帶過。葉劍英也明確支持。最后，毛澤東給出一句干脆話：“我支持?！?br/>有了這四個字，事情終于有了結果。1973年，國家正式追認吳石為革命烈士，其子女享受烈屬待遇。一紙文件，看似簡單，實則彌補了二十多年來留下的一個缺口。

五、晚年的家人與延續的風骨
吳石犧牲時，他的家人仍在臺灣遭受牽連。夫人王碧奎被關押多年，歷盡磨難。后來，在有關方面和故舊的努力下，她終于被營救出獄。
長期的顛沛流離和政治高壓環境下，普通人很容易只想著“活下去”，不再提舊事。但從一些細節來看，這個家庭對吳石的選擇，始終沒有否認。
1980年，王碧奎赴美國洛杉磯定居。那時兩個留在大陸的子女，已經在國家幫助下有機會出國探親。幾十年生離死別，一家人總算在異國重聚。對他們來說，很多記憶恐怕已經不適合反復觸碰，但父親的那段歷史，從未被當作“避諱”。
1993年2月9日，王碧奎在美國病逝，享年九十歲。她這一生，從將軍夫人到階下囚，再到孤身海外度晚年，可謂跌宕。
1990年12月10日，時任國家安全部門領導的羅青長，接見了吳石的子女。他開門見山，說了一句話：“我們對你們父親的事，一直念念不忘，我當時是當事人之一。”又提到周恩來在彌留之際，還專門叮囑，要記住這些為國家統一事業作出貢獻的“老朋友”。

在羅青長的概括里，有一段評價頗為中肯：吳石在解放戰爭關鍵階段，提供了重要軍事情報，有利于加快軍事進程，減少不必要的犧牲，最終還獻出了生命，“這一點，不會被忘記”。
更能體現家風的一件小事，發生在1973年。河南省民政廳給吳石家人頒發烈士證，并發放了650元撫恤金。按當時的物價，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但吳石的兒子吳韶成，一分錢沒動，全部交作了黨費。
這一舉動，不是“作秀”，也難言“實用”。從心態上看，更像是一種樸素的態度：既然認同父親的道路，那就按這條路的價值觀行事。錢可以不要，但對父親的評價、對那段歷史的尊重，不能模糊。
如果把這條時間線拉長，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對照：1911年，18歲的吳石投身辛亥學生軍，想的是“為國家出力”；1948年，他加入共產黨，冒著生命危險傳遞軍事情報，還是“為國家出力”；1950年，他在臺灣刑場倒下，留下那句“憑將一掬丹心在”；1973年，周恩來、葉劍英據實力爭，毛澤東一句“我支持”，讓他的“身份”在新中國得到確認，也同樣繞不過“國家利益”四個字。
放在中國近代史的大背景里看，吳石并非孤例。許多出身舊軍隊、舊政權體系的人，在關鍵關頭做了艱難的站隊選擇。有的在戰場起義，有的在情報線上默默承擔風險，也有人被歷史記住，也有人姓名湮沒無聞。
吳石的特別之處，在于他身處的位置極為敏感：國防部參謀次長，手握大量軍機；同時又作為潛伏者，長時間為另一個陣營提供關鍵信息。一個錯誤的判斷，就可能牽連家屬、舊友；一步走錯，就可能連最后一點解釋機會都沒有。
正因為這樣，1973年那場關于“是否追認”的討論，才顯得分量很重。它不僅是對一個人的定性，也是對那段復雜歷史的一種態度：評價功過，不能只看出身，更要看在國家命運攸關時刻，他究竟站在什么位置上，做了什么事情，又付出了什么代價。
在福州螺洲鎮吳厝村的那座老宅里，墻壁已經斑駁，門楣也不再顯眼。但對熟悉那段故事的人來說，只要提起“吳石”這個名字，浮現的不會只是一個國民黨中將的履歷，而是一條在亂世中崎嶇曲折、最終走向同一個方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