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心曲：我們是如何打贏中企反傾銷調查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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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中國企業 “出 海”正面臨深刻變局：不僅要應對市場波動，更須在合規門檻抬升、產業鏈“去風險”與本地化壓力疊加的環境中尋求長期經營。與此同時，貿易摩擦的焦點也在遷移——沖擊越來越多地來自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救濟調查，往往一紙裁決就足以讓一個市場從“可進入”變為“不可進入”。

這一變化背后，是國際經貿環境的整體轉向。 進入特朗普2.0以來，美國將關稅與產業政策深度工具化，通過“談判—施壓—再加碼”的方式不斷制造外部波動，全球貿易的可預期性持續減弱。與此同時，不少經濟體在產業競爭與內需壓力下，也強化了貿易防御工具的使用，進口審查、貿易救濟與產業補貼調查交織并行，推動全球貿易邏輯從“效率優先”加速轉向“安全與產業優先”。在此背景下，中國企業的成本優勢常被重新解讀為“扭曲”、 “傾銷”與“補貼”，勝負關鍵日益取決于證據鏈與程序應對能力。

然而，正是在此“緊要關頭”，一場歷時兩年、于 2026 年 1 月才剛剛正式結案的以色列反傾銷調查卻以中國全行業集體勝訴收官。該案在初裁階段一度面臨極高的反傾銷稅率，但經過不懈抗辯與論證，以色列當局最終拒絕征稅，使案件以全行業無措施結案告終。結局的“反轉”，展現了當前貿易救濟實踐中圍繞方法論、證據規則與公共利益邊界展開的深層博弈。

近日，在IPP舉辦的“大國博弈背景下中國海外利益保護的路徑與探索”研討會上，北京市競天公誠（廣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羅心曲律師，通過對“以色列對華鋁型材反傾銷案”的完整解析，闡釋了中國企業如何在高波動、高壁壘環境下，依托規則抗辯、數據舉證與公共利益論述，仔細講述了將一場可能關閉市場的調查扭轉為勝訴的全過程，為應對當前貿易救濟中的“方法論之爭” 提供了切實可行的突圍路徑。

羅心曲 律師

北京市競天公誠（廣州）律師事務所 合伙人

變局：當“出海”遭遇規則之墻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已逾25年，然而時至今日，部分國家在對華反傾銷調查中仍存在一種偏見，即未將中國完全視為市場經濟國家。基于這一認定，中國在世貿框架下頻繁遭遇有關“非市場行為”或所謂“不公平貿易”的指責。在實踐中，此類爭議往往集中體現于反傾銷調查中有關價格形成與計算方法的適用規則。

反傾銷征稅的核心機制，在于比較出口價格與“正常價值”，并以兩者之間的差額計算傾銷幅度，從而確定適用的反傾銷稅率。因此，“正常價值”的認定方式，直接決定了調查結果的公正性。

概言之，“正常價值”是調查機關認定某一產品在正常貿易條件下應當具有的價格水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常存在兩種主要認定路徑：其一，參照涉案產品在出口國國內市場的實際銷售價格；其二，以企業自身的生產成本為基礎，合理計入期間費用和利潤，對正常價格進行構建。

然而，在針對中國企業的反傾銷實踐中，一種長期存在且備受爭議的做法是所謂的“替代國”方法。在此類案件中，外國調查機關往往以種種理由或完全排除、或罔顧中國企業真實、可核查的成本和費用數據，轉而選取與中國不相干的第三國的相關數據作為計算基礎。其中當然不乏有部分應訴企業數據確實不充分，但更多情況下，這種做法本質上是一種歧視性價格手段：鑒于中國具備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鏈體系和顯著的綜合成本優勢，任何第三國成本的替代，都會在客觀上顯著抬高“正常價值”，從而對中國企業造成系統性的不利影響。

據中國貿易救濟信息網消息，2026年1月16日，歐盟委員會發布公告，對原產于中國的熔融氧化鋁（Fused Alumina）作出反傾銷肯定性終裁。圖源：路透社

“正常價值”如何認定，亦即產品究竟應當以何種價格為基準，是下文中我們代理的以色列對華鋁型材反傾銷案的爭議核心。

本案最終以我們代理的中國全行業“完勝”收官——反傾銷措施未被實施，所有涉案企業終獲零稅率出口資質。換句話說，以色列調查機關在該案中事實上認可了中國企業成本數據的市場化屬性，結束了長期以來基于替代國方法的歧視性價格主張。

如果把視野從本案轉至國際貿易救濟大背景下，亦不難發現，無論是反傾銷還是反補貼措施，其背后的經濟動因并不復雜：在諸多產業領域，部分國外企業確實難以在市場競爭中與中國產品抗衡。隨著中國企業在全球市場中不斷展現出“高性價比”的競爭優勢，一些市場中的競爭格局，甚至已演變為中國出海企業之間的內部競爭。

可以與此相印證的例子便是此前結束的“美國對華低速車反傾銷案”。該案終裁稅率高企，所謂的“合作稅率”（即調查中充分配合調查的非被抽樣企業）甚至都高達240%。此種稅率程度，似足以將任何中國產業排除出任何國家的國內市場了。然而，在上述保護性關稅顯著抬高進口成本的情況下，部分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上仍保持著強韌的市場競爭力。這一現實也充分反映出中國供應鏈體系的高度韌性以及長期積累形成的成本優勢，無一不令他國制造業難以望其項背。

也正因如此，中國成為長期以來全球范圍內遭遇貿易救濟調查最為集中的國家之一。面對這一客觀環境，我們始終致力于通過專業、系統性的法律應對，為中國行業和企業在國際貿易規則框架內，盡最大可能爭取合法、公平、可預期的競爭環境。

WTO數據顯示，自2020年以來，全球正式生效的貿易救濟措施中，約三分之一直接針對中國出口，中國成為各國反傾銷與反補貼調查最為集中的對象。圖源：WTO

案例：以色列鋁型材反傾銷案的“全勝”突圍

在上述大背景下，本次以色列對華鋁型材反傾銷調查既有代表性、也有其特殊性，足以從個中環節一窺當前中國貿易救濟形勢之復雜多面。以色列上一次針對中國啟動貿易救濟調查可追溯至2013年前后，而本案也因之成了以色列近十余年來對華發起的首起大規模反傾銷調查，其象征意義與制度影響均不容小覷。

本案的涉案產品是鋁型材。鋁型材作為廣泛應用于門窗、幕墻等建筑領域的基礎性建材產品，長期以來是各國貿易救濟調查中的高發品類。在全球范圍內，中國鋁型材已多次成為歐盟、美國、泰國、印度等調查機關的調查對象。本案涉案金額巨大，高達1.23億美元，案件時間跨度長，覆蓋2024年和2025年，最終在2026年年初才宣布結案。以色列國內申請人于2024年6月6日提交申請，以色列調查機關進行了初步審核后認為有必要調查，遂于同年7月25日正式立案。

更值得深思的是，本次調查也與現實政治高度綁定。自2023年起，受以色列與周邊國家沖突升級影響，中國對以投資出現明顯回撤趨勢。戰爭風險上升、回款不確定性增強，促使多家中國企業基于安全與合規評估，選擇暫時退出以色列市場。

與其他國家涉華調查時的穩定經貿環境不同，本案在戰爭與地緣政治動蕩的現實情境下推進，并且與之高度互動、互相影響。調查過程中，甚至曾出現調查官及以色列律師因伊朗導彈襲擊以色列本土，被迫在防空設施中回復書面意見、組織程序性溝通的插曲；調查的階段性結果和最終呈現形式，均或多或少與以色列的國安訴求關聯。可以說，褪去國際經濟法的面紗，這一場案件也是后疫情、后全球化時代的當下，我們所處的國際環境的隱喻。

從程序節點看，以色列調查機關于2024年5月5日發布初裁，彼時裁定的稅率大約在110%至146%之間，處于極高水平；隨后在9月4日，以色列方面發布了終裁結果，對華放棄采用“替代國”方法，事實上承認了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之后，案件繼續經以色列經濟與工業部、財政部的后續審批程序，最終于2025年1月5日以“無措施結案”告終，中國行業取得了完全勝訴。據了解，該案亦是2025年度中國貿易救濟對外應訴案件中，唯一以無措施結案的案件。

然而，上述結果并非一日之功，本案的應訴過程頗為曲折艱辛。

反傾銷案件分為企業單獨應訴和行業集體應訴。在本案中，受中國商務部有關司局、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等單位委托，我們承擔起了代理行業應訴的職責。這也意味著，我們需要代表中國鋁型材行業整體參與應對調查，協助政府和商會組織協調十余家企業共同介入程序，共同推進問卷答復、事實核查、法律評議提交及程序性溝通等一系列應訴工作，確保行業層面的信息一致性與抗辯邏輯的連貫性。

與此同時，立案伊始，“有備而來”的以色列調查機關就曾用逾百頁篇幅的筆墨，系統論證中國存在所謂“市場扭曲”，試圖據此否定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并主張重新構造成本參數。

為了應對咄咄逼人的調查機關，我們在在應訴策略上設定了多層次目標：

首先，主張將以色列本地無法生產的產品排除在征稅范圍之外；

其次，更具制度意義的目標，是推動以色列調查機關在本案中承認，或至少不否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因為該問題將直接影響未來所有對華案件的處理邏輯；

而最終、也是最具挑戰性的目標，則是爭取案件以無措施結案。坦率地說，在案件初期，我們并未對實現這一最終目標抱有過高預期。

加沙沖突期間，由于安全問題，阿什杜德港的吞吐量大幅下降，導致中國貨物出口以色列的運輸成本上升。停火后，港口運營恢復正常，預計運輸成本將有所下降。圖源：路透社

在此需要解釋的是，之所以反復強調市場經濟地位問題，根本原因在于其對傾銷幅度計算有著決定性影響。一旦調查機關拒絕承認市場經濟地位，便可能對企業的成本與價格全面適用替代國方法；反之，若承認市場經濟地位，則必須以企業自身的成本和費用數據為基礎計算正常價值，傾銷稅率往往會出現實質性下降。因此，將出口國認定為非市場經濟體，等同于賦予調查機關一個可以人為操縱稅率的調節閥，其可通過自行選取和構造成本參數，顯著抬高稅負水平，這對被調查國來說顯然是“不可承受之重”。

而在以色列鋁型材案中，堅持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立場絕非沒有先例。事實上，反復的歷史實踐和法律依據均指向此。多年前，以色列在“切割砂輪案”、“焊接管案”等涉華案件中，業已認可過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此外，在中國入世后，中以雙方于2005年還簽署了關于市場經濟地位的雙邊備忘錄。我們將該文件也作為重要法律淵源，主張在本案中不應繼續適用替代國方法。

事實上，替代國方法產生于冷戰時期，主要針對彼時實行高度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其理論前提在于：企業成本受政府全面控制，缺乏市場形成機制，因此企業自身數據不具可信性，因此無法作為計算基礎。然而，在冷戰結束、全球供應鏈高度一體化的當代背景下，這一方法日益呈現出明顯的歧視性與工具化傾向，逐漸演變為部分規則制定國施加貿易壓力來“打擊異己”的制度性武器。

例如，2017年12月，美國商務部曾發布一份措辭直接的報告，直接認定中國不符合其“市場經濟地位”標準。其典型論證包括：中國金融體系由國有銀行主導，土地、水電、能源等關鍵生產要素由國有主體供給，原材料領域存在國有企業參與等。基于上述理由，美國持續維持“中國為非市場經濟體”的認定，并將替代國方法作為計算傾銷幅度的重要手段。這一工具系統性否定出口國企業成本與內銷價格的可信性，轉而以調查機關認可的第三國或自行構造的參數進行計算。

其實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至少在2016年之前——中國并沒有將這一制度安排視為嚴重問題。然而，《中國加入WTO議定書》第15條所設定的15年過渡期已于2016年12月11日屆滿。根據該條款的文義與制度目的，WTO成員理應自該日起停止在反傾銷調查中系統性適用替代國方法。與此同時，越來越多國家——包括沙特、泰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已在實踐中逐步認可中國企業成本數據的市場化屬性，并在實踐中采信之。但在2017年后，仍有部分法域（如歐盟、美國等）堅持通過不同路徑延續這一做法。

回到本案，在初裁中，調查機關最終認定中國鋁型材行業存在“嚴重扭曲”，并選定土耳其作為替代國。究其根因，其主要是想效仿歐盟做法：歐盟在既往對華鋁型材調查中曾使用土耳其作為替代國。

然而，與歐盟、美國較為成熟的替代國篩選規則不同，以色列并未建立系統的比較機制。調查機關的論證整體依托以色列《反傾銷法》第13條的框架開展：第13條A款規定，原則上對正常價值應使用市場經濟方法計算；僅在該方法不可行時，方可轉向第三國/替代國方法。而對于替代國的選取，調查官僅籠統表示，應選擇經濟狀況與中國相似的國家，并認為“所有被世界銀行列為中高收入經濟體的國家”均可作為備選。但在中高收入經濟體數量超過三十個的情況下，調查機關并未說明其具體篩選邏輯，最終僅以“存在鋁型材市場”、“數據公開可得”以及“歐盟曾使用過”為由，直接選定土耳其。

我們認為，該做法在法律與邏輯上均難以成立。據此，我們對以色列調查機關進行了系統性的抗辯。

首先，替代國方法本身即不符合WTO《反傾銷協定》第2.2.1.1條關于成本使用的基本規則；其次，即便依據以色列國內法，其允許適用“其他合理方法”的前提，也不應在缺乏明確規則與充分論證的情況下任意擴張；第三，我們援引既有判例指出，即便對個別投入成本進行“輕微調整”，亦不應脫離企業自身數據體系進行主觀替代。

圖源：世界貿易組織

在本案中，替代國數據的偏差尤為顯著。調查機關采用的鋁價、運費、能源等關鍵成本，明顯高于中國企業實際水平；其引用的土耳其人工成本亦顯著偏高，達到約9美元/小時（若以每日工作8小時估算，約合518.4元人民幣/天），這在目前土耳其市場來看是嚴重虛高的。此外，調查官在披露替代國數據時未明確說明來源，透明度和可核驗性均不足。無論如何，不合理地濫用替代國方法，對案件的實質正義和程序正義都會造成嚴重影響。

遺憾的是，盡管我們在前期多次提交評議、充分說理，調查機關還是基于上述有缺陷的方法，在初裁中得出了極高的傾銷幅度，據此得出的平均稅率約110%，最高達146%。一旦全面實施上述稅率，對相關企業而言，這意味著以色列市場幾乎被徹底關閉。更嚴峻的是，當時已有大量企業的貨物在途，貨值達數千萬美元，若按此稅率清關，企業將面臨上億美元的稅負。

對此，我們繼續堅持抗辯。從6月初裁披露到9月終裁這段時間里，我們會同政府、前方使館和商會，多次就初裁的不合理做法與以色列方面溝通，配合以色列國內對于征稅的不同見解聲量，迫使以色列多次推遲臨時反傾銷稅的征收，最大限度為出口企業爭取了時間、保全了市場。

與此同時，以色列的地緣形勢亦生變量，在內外雙重作用下，到了終裁階段，調查機關也不得不承認，土耳其作為替代國在數據可核驗性方面委實不可行，其在初裁時候使用土耳其的數據是不合理的；而對于該條款下其他“第三國”路徑，調查機關也認為走不通——例如美國、歐盟等國的數據根本無法獲取，實際上沒有可操作的替代國選項。

于是，調查機關轉而適用第13條B款，即所謂“其他合理方法”，直接采用我們企業自身的數據，加上企業費用及其認為合理的利潤，來構建正常價值。這一做法盡管仍進行了成本構造，但在效果上符合市場經濟計算邏輯，實為事實上承認了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就使得所謂的“傾銷”幅度大幅下降：合作企業的平均稅率從此前的110%驟降至37%。

博弈：從數據到公共利益的規則抗辯實戰

在終裁取得37%合作稅率的階段性勝利后，我們即與商務部就案件的后續走向進行了溝通匯報。從純商業可行性的角度看，該稅率已經處于企業可承受的區間了。考慮到以色列可替代的供應來源有限，部分潛在供應國本身與以色列存在歷史政治嫌隙，受國策影響不愿同以色列強化貿易往來，因此，即便適用37%的稅率，中國鋁型材在理論上仍具備繼續出口的可能。對于相關企業而言，只要以色列下游買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消化成本上升，交易關系仍有延續空間。

但從法律與政策層面出發，我們認為案件仍存在進一步爭取的空間。顯然，目標不應止步于“可接受稅率”，而應力爭徹底否定征稅措施，實現無措施結案。

2023年10月以來，以色列地緣政治形勢持續惡化；特別是在2025年下半年，以色列與伊朗之間再生沖突，含首都特拉維夫在內的多地遭遇導彈襲擊。

我們判斷：以色列正處于迫切需要恢復基礎設施和推進重建的關鍵時期，對鋁型材等基礎建材的需求將顯著上升。在這一現實環境下，對中國產品加征反傾銷稅，不僅缺乏合法、合理性，也明顯背離其自身的公共政策目標。

2025年6月中旬，伊朗對以色列發射多輪彈道/巡航導彈。以色列多個地區基礎設施損毀。圖源：路透社

基于上述判斷，我們將抗辯重點置于WTO《反傾銷協定》中的實體規則層面，系統圍繞第3.1條至第3.7條關于損害認定與因果關系的核心要件展開論證，并結合正常價值認定的合理性、公共利益考量等多個維度，主張本案在實體上根本不具備征稅基礎。

與此同時，以色列反傾銷制度在程序設計上有著一個關鍵特點：即便調查機關作出肯定性裁決，相關措施仍需再經過經濟部批準、財政部審批后才可生效，意即在調查階段結束后，仍存在通過部委審批環節實現結果逆轉的可能。基于此，我們在終裁后繼續參與程序，多次提交詳盡的書面評論意見，并參加了兩次持續約八小時的聽證會，集中就法律適用、經濟影響與公共政策后果進行充分陳情。

在損害與因果關系問題上，原告試圖將以色列鋁型材產業面臨的經營困難歸因于中國進口，但事實上，我們指出，這些困難主要源自戰爭本身所造成的系統性經濟沖擊。在沖突環境下，企業普遍面臨經營中斷、回款受阻與安全風險上升等問題，這種廣泛存在的經濟損害，與中國鋁型材進口之間并不存在直接或合理的因果聯系。

在公共利益層面，我們首先指出：以色列國內鋁型材產能在數量與結構上均無法滿足其國內市場需求。中國擁有完整且高度靈活的鋁型材產業體系，僅佛山一地即集聚數千家生產企業；而以色列全國范圍內，僅有少數幾家工廠，既無法覆蓋全部需求，更難以生產高定制化、復雜規格或大尺寸產品。多家以色列下游企業亦明確表示，本地產品品類有限、難以定制，而中國產品能夠全面匹配其建筑與工程項目的多樣化需求。因此，我們主張：對于以色列本國無法生產的產品，客觀上并不存在可受損害的“國內產業”，相關產品理應排除在征稅范圍之外。該觀點被調查機關采納，涉案的特定產品獲得正式排除。

同時，我們進一步指出，中國對以出口規模的增長，并非所謂傾銷行為所致，而是戰爭背景下區域供應鏈格局變化的自然結果。沖突導致以色列與周邊國家的貿易關系受阻，傳統供應渠道中斷，而中國供應鏈憑借穩定的交付能力與完整的產業配套，客觀上填補了市場缺口。在以色列本國產能與第三國供應均無法滿足需求的情況下，其繼續自中國采購鋁型材具有明顯的經濟必然性。

更為重要的是，反傾銷稅的實際負擔并非由中國企業直接承擔，而是在進口環節由以色列進口商先行繳納，并最終通過價格機制轉嫁至終端消費者。這意味著，若施加37%的關稅，進口成本將顯著上升，進而推高建筑成本、加劇通脹壓力。為保護少數本地生產者，卻使廣大消費者和下游產業承受更高成本，這在公共政策層面顯然得不償失。圍繞這一公共利益邏輯的論證此后亦被調查機關采納。

此外，我們還指出，以色列鋁型材行業在2023年所面臨的經營壓力，主要源于宏觀經濟波動等內部因素，而非中國進口所致。相關困難與經濟周期、前期疫情影響及產業自身結構性問題密切相關。調查機關不應僅憑單一年度的業績下滑，脫離整體經濟背景，即認定其國內產業遭受實質性損害。

從政策后果的角度看，初裁中設定的61%至146%的高稅率，與以色列當時的安全形勢及重建需求明顯脫節。在沖突持續、基礎設施修復迫在眉睫的情況下，對關鍵建材征收高額關稅，只會進一步抬高建設成本、加劇通脹并損害民生。我們在程序中反復強調，在首都遭遇襲擊、全國安全形勢高度緊張的現實下，以色列更需要穩定、可靠的建材供應體系，而中國產品在其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最終，在2025年1月5日，以色列財政部依據法律授權，正式否決了反傾銷措施的實施，本案以無措施結案告終。

以色列財政部在相關報告中明確寫道：若實施反傾銷稅，預計將帶來約6億新謝克爾的額外經濟負擔；同時，鋁型材在建筑成本中占比超過25%，在以色列亟需重建家園的背景下，住房問題直接關系民生與經濟穩定，征稅將產生廣泛的負面連鎖效應。

報告亦反映出一定的政策層面考量。一方面，以方關注征稅可能對中以經貿關系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外部貿易環境亦在發生變化——在特朗普政府重新上臺后，美國亦對以色列采取加征關稅等措施，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以色列在對外經貿政策上采取更為審慎、務實的立場。

在整個案件裁決過程中，我們亦能明顯感受到以色列政府體系內部存在的不同聲音：除了經濟部門作為調查機關在推進程序，財政部和市場競爭管理部也主動提交了評議意見，明確反對實施征稅措施。

概括而言，在現階段的大量反傾銷案件中，若僅圍繞“進口量增長、價格下降、國內產業受損”這一反傾銷三段論展開分析，調查機關往往會通過種種復雜的計算、數據比對，盡最大努力作出不利于被調查國家的認定。在實務中，真正能夠做到扭轉局面、甚至徹底否定措施的突破口，反而存在于看似只用于補強論證、無損無益的公共利益條款之中。

事實上，公共利益是一項具有實質約束力的制度性規則，而絕非象征性的補充。其核心在于防止貿易救濟措施偏離調查國整體社會與經濟利益。通過公共利益條款，調查發起國內部代表不同利益訴求的行業及政府部門往也往會圍繞措施是否有利于國內市場的充分競爭以避免壟斷、是否有利于消費者保護和市場擴大、是否有利于基礎設施等社會公共利益促進等多方面考量進行溝通、游說。

在一定程度上，這種內部博弈與政策協調機制也能夠分散被調查國產業在應訴過程中的壓力。我們基于公共利益成功抗辯并取得有利結果的案例并不鮮見，這一點在多個法域亦已有充分體現。例如，在我們此前代理的“印度對華陶瓷輥棒反傾銷案”中，陶瓷輥棒作為瓷磚生產的關鍵部件，全印度僅有兩家生產企業，而印度卻是全球第二大瓷磚生產國，對該產品需求極大。因此，印度下游瓷磚產業明確反對征稅，認為其將直接推高本國產品成本、削弱國際競爭力。這對印度政府的決策判斷產生了實質性影響。

由此，我們形成了一個基本判斷：公共利益條款是貿易救濟制度中防止政策失衡的安全閥，在涉及住房、基礎建材等民生領域，尤具現實意義，也往往成為最具實效的抗辯路徑之一。

對企業而言，本次以色列案件的應訴亦表明，在高度不確定的國際貿易環境中，理解并善用貿易救濟制度的邊界，是保護海外利益的重要手段。特別是特朗普發動“貿易戰2.0”以來，在貿易救濟案件中爭取有利結果變得愈發困難。我們在部分美國案件中亦觀察到，傳統規則有時被明顯弱化，甚至存在美國行政層面對稅率結果進行干預的情況。

最極端的例子，當屬“美國對柬埔寨光伏產品反傾銷反補貼案件”。名義上，該案針對柬埔寨，但實質涉及大量中國企業在當地投資建設的產能，最終裁定稅率高達3400%，在事實上徹底阻斷了相關產品進入美國市場。許多中國企業赴東南亞設廠，本就是為了規避對華關稅、維持出口渠道；若非貿易政策壓力，企業未必愿意承擔當地高企的經營成本與不完善的供應鏈體系。高額關稅使得中國企業前期辛苦經營的海外布局面臨被迫中斷、再次遷移的困境。

在此背景下，善于判斷外部形勢以把握制度“窗口期”顯得尤為關鍵。在本案中，我們亦高度關注外部貿易環境變化：2025年4月，美國宣布對以色列加征關稅，即使以方赴美溝通也未獲所謂盟友豁免；期間以色列又持續面臨戰爭威脅。見此情形，我們通過持續提交評議與抗辯，著力推動形勢向有利于我方的風向轉變。

同時，本案也離不開外交渠道的協同支持。我們代理的中國行業協會背后有中國商務部的指導與協助。商務部通過前方駐以使館經商處等機構與以方保持溝通，使館官員也多次出席相關聽證會。在聽證會中，使館的發言稿以及溝通口徑多由我們協助準備，并由使館代表現場闡述，從而更為權威、完整地闡明了中方的核心關切，對案件起到推動作用。

啟示：在不確定中尋找確定——企業應對貿易救濟的三條經驗

自1947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簽署以來，國際貿易規則始終圍繞著通過關稅減讓與規則約束，避免以鄰為壑的貿易政策，維護一個以競爭而非對抗為基礎的國際經濟秩序這一系列目標進行強化、發展。彼時，剛剛目睹了經濟蕭條、通脹以及隨之而來的世界大戰的各國關貿代表力圖為不確定的貿易環境創設規則，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反傾銷制度被作為例外工具引入，用以應對極端、扭曲的價格行為，防止市場競爭被非正常手段破壞。

近八十年后，當今的國際形勢委實正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隨著冷戰后全球產業與地緣政治結構的深刻變化，以及更為晚近的逆全球化、保護主義抬頭等思潮的盛行，貿易救濟制度的邏輯也悄然生變。旨在矯正市場失靈的規則日益承載起產業保護、政策博弈乃至戰略競爭的多重功能，其判斷尺度與政策權重已難完全回到最初的制度原點。正是在此種歷史與現實張力中，反傾銷調查從技術性計算逐漸演變為一場圍繞制度邊界、政策選擇與公共利益展開的博弈。

對一國產業乃至具體的實體經濟企業而言，能否在這一過程中爭取合理結果，往往取決于是否能夠在規則之內找到仍然有效的支點。對此，以色列案至少有若干經驗值得系統總結并加以重視：

第一，要善用“公共利益”這條制度邊界。實踐證明，這是目前最有希望爭取積極結果的方向之一。在歐盟，是否征稅需經過《基本反傾銷條例》關于“Union interest”的測試；在加拿大，公共利益被設計為可觸發的專門程序（public interest inquiry），允許進口商與下游用戶以制度化方式參與并影響最終政策選擇。英國亦通過經濟利益測試（EIT）把更廣泛的經濟后果納入幾乎所有貿易救濟建議之中。無論如何，盡管在現實中，公共利益抗辯的效果取決于國內法的程序參與度與信息結構，但是該考量的存在，使貿易救濟不至于完全被某種單一產業利益“鎖死”。很多案例也正是基于于公共利益才實現了成功抗辯。

歐盟委員會于2026年2月6日發布公告，宣布對原產于中國的陶瓷餐具及廚房用具調整反傾銷稅，自2月7日起取消原有13.1%-36.1%的差別稅率，對所有中國出口商統一征收79%反傾銷稅，措施有效期5年。

第二，必須牢牢抓住“數據與方法論”這一核心。無論是加拿大、澳大利亞還是以色列，面對這類態度可能出現反復的調查機關，被調查國的產業都務必立場堅定：只要程序與證據層面存在空間，就應全力爭取使用企業自身數據作為計算基礎。即便對方提出各種理由試圖排除我方數據，我們也要通過專業評議、扎實的證據準備和強有力的事實邏輯進行抗辯，主動提交能夠證明本國市場充分競爭、不存在所謂“統一定價”的材料，從根本上否定存在傾銷的可能，避免被政策性誤傷。

第三，必須在“損害認定”環節明確劃定邊界。很多時候，外國申請人所在產業或許確實存在困難，其也因此試圖通過發起雙反調查來為其產業“續命”。然而，該產業的困境與被調查國的出口有真實聯系與否，往往是申請人閃爍其詞的地方：如果損害并非由涉案進口導致，而是源于其本國宏觀經濟波動、企業自身經營決策失誤，甚至戰爭等外部沖擊，則其與所謂傾銷無必然關系，更不應歸因于此。例如，有的企業賬面虧損源于研發或銷售投入過高，屬于自身的商業選擇；有的則是由于海外投資擴張導致短期報表承壓，但這恰恰反映了其對未來收益的預期。這些關鍵區別必須在案件中進行充分辨析，防止調查機關將一切損害簡單歸咎于進口產品。

無論如何，在當今復雜的貿易環境下，企業首先必須積極應訴，絕不能消極回避：應訴總會有一線轉機，而回避只能帶來“懲罰性稅率”。

同時，必須建立并強化“企業—政府—行業協會”協同應對的機制。以色列鋁型材案正是這一模式的成功體現：行業協會統籌組織，企業提供數據和信息支撐，政府部門在前方協調溝通，律師團隊負責法律評議、聽證辯論和程序推進——這些環節環環相扣、缺一不可，共同構成了爭取有利結果的堅實支撐。

“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即便在當前嚴峻的形勢下，廣大企業也切勿放棄取得好結果的可能；在歐盟、美國等司法轄區的案件中，仍然存在可以爭取的空間。成敗的關鍵在于是否具備專業、系統、持之以恒的應對能力。我們始終相信：但凡世貿體系尚存一息，貿易救濟的應對就終究不是情緒化的征稅與抗稅的宣泄，而是對規則、證據與制度理性的長期堅守。

二戰前，面對大蕭條，美國前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就曾警示，高關稅不僅會阻礙國家間“貿易與友誼”，更會成為“持久和平的障礙”。前聯合國國際移民特別代表薩瑟蘭（Peter Sutherland）在談及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教訓時則一語中的：“當國家停止貿易商品，就會開始揮舞拳頭”。

在當代多邊體制承壓之際，前世貿組織總干事阿茲維多（Roberto Azevêdo）強調，世貿規則體系的價值在于讓爭端“依照客觀且既定的程序”解決，從而避免單邊行動并對貿易分歧“去政治化”。

歷史與現實交織聯結，結論已呼之欲出：在不確定性上升的時代，我們能爭取到的確定性，只能植根于對“基于規則的國際貿易秩序”的深度參與和長期投入，以及在程序中“寸土必爭”的耐心。規則從不自動站在任何一方，但規則就在那里，它必然會回應最扎實、最持續的論證與行動。

*以上內容由編輯根據嘉賓現場發言記錄整理，內容有所刪減。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鍇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羅心曲律師在在研討會上發言。

研討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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