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中將都犯了大錯：陳長捷有三個沒想到，林偉儔的損招也沒好使

1959年秋天，在北京郊外的一所戰犯管理所里，年過花甲的陳長捷常常在菜地邊站很久。地里只是幾壟普通蔬菜，他腦子里翻來覆去的，卻還是1949年1月的天津。那一座他自信“守得住”的城市，只用了兩天就全線崩潰，讓他從國民黨中將司令，變成了登記在冊的戰犯。

后來他在回憶里寫得很直白，早年在軍校讀書時，誰也想不到結局會是這樣。那一年，他已經被特赦，林偉儔也在1961年獲釋。兩名當年的天津主將，先后從高墻內走出，卻都繞不開一個刺眼的事實：天津的失守，不只是形勢使然，也和他們在關鍵時刻連續犯錯有密切關系。

說到這里，不得不把時間撥回到1948年夏天。那時的天津還未硝煙彌漫，街面照常喧鬧，碼頭上貨船進出，表面看不出一點風雨欲來的跡象。就在這片表面安穩之下，陳長捷奉命離開蘭州，帶著“第八補給區司令”的頭銜，走馬上任天津警備司令，正式接過這座華北重鎮的防務。

到職后，他手中掌握的兵力數字讓很多舊軍人羨慕。八十六軍三個師，六十二軍兩個師，九十四軍一個師，河北省保安部隊兩個師，加上天津警備旅、憲兵、警察以及新編不久的部隊，共計約十三萬人。按賬面算，既有人數，又有火力，看上去確實不算弱手。

陳長捷到天津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抓緊修工事。低矮但隱蔽的碉堡，縱深的壕溝，大片鐵絲網，配合城內城外三道防線，圖紙攤開，任何人一眼看去都覺得挺嚇人。他說起這些布防時頗為得意，常對部下強調，只要按預定方案以逸待勞，憑這些陣地完全有機會擋住解放軍。

有意思的是，這種信心并非毫無疑問。他心里也隱隱不安。1948年秋，關外的遼沈戰役越打越激烈，沈陽、錦州告急的消息接連傳來。陳長捷曾向上級表示過擔憂：杜聿明在東北有可能被“關門打狗”，而華北的部隊，說難聽一點，也遲早會落到“甕中之鱉”的境地。

話雖然說出口，心里依然存著僥幸。他和一些同僚給自己算了一筆“時間賬”。戰后東北解放軍需要休整，遼沈戰役剛打完，部隊要消化勝利果實，重整編制，按老經驗起碼得半年。再加上關外到關內路途遙遠，寒冬不便行動，就算最后入關，兵力也大概不會超過五十萬。

正是在這種估算下，第一個致命判斷出現了。陳長捷根本沒想到，遼沈戰役剛剛結束不久，東北野戰軍就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嚴寒里，毫不猶豫地向關內大舉推進。不到半個月，八十多萬大軍長驅直入。之前的“半年休整”成了紙上空談，“不會太多”的兵力更是完全落空。

這一變動，讓天津防區的局勢一下子緊繃起來。北邊和西邊戰線快速推進，京津地區已經不可能獨善其身。陳長捷原本打算“多準備幾個月”的設想，還沒真正展開，就被現實一刀切斷。他自己后來承認，對解放軍戰略機動能力的估計，幾乎完全錯誤。

更棘手的變化很快接著到來。東北野戰軍入關后，在華北戰場迅速展開攻勢，張家口、新保安方向成為關鍵一環。陳長捷第二個“沒想到”，就潛伏在這里。天津守軍的心理預期，是一旦危急，華北方面至少還能抽出一部分機動兵力馳援，以減輕正面壓力。

然而戰場的發展完全超出了這種設想。張家口、新保安一線，國民黨軍第三十五軍、一〇五軍等部十多萬人，被解放軍合圍殲滅。這樣一來，傅作義再也拿不出像樣的機動部隊南下支援，天津和塘沽方向，幾乎赤裸裸地暴露在敵對火力和兵力優勢之下。

援兵無望，防線卻已經擺開，這種心理落差非常明顯。紙面上的十三萬守軍，看上去不少，實際上空額多、士氣浮動，再加上不少部隊剛從外地調來，對地形不熟，又缺乏心理準備。部隊數量寫在報告上很漂亮，真要上陣拼刺刀，就顯出底子虛了。

在這種情況下，陳長捷還能抓住的，就只剩下那套自認為“固若金湯”的陣地。他給部隊打氣時，常拿過去的作戰經歷作比較，說傅作義當年只憑一師守涿州城都能撐住，現在天津有成倍兵力、有成倍火力，又有多線陣地，守住完全有希望。這種說法在當時聽上去挺振奮人心。

然而防守的成敗，不在紙上，而在炮火之下。1948年12月20日，解放軍夜襲河北區“灰堆”據點，一個保安團頑強抵抗后被全部殲滅。滿編的團級部隊，只逃回來一個營長，而且因為被爆破筒震傷，居然一時說不出話來，只能拿筆在紙上寫經過。這件事，讓陳長捷真正感到了寒意。

這個小小據點的失守，實際上揭開了第三個“沒想到”。他原本堅信的縱深工事，并沒有像設想的那樣拖住對方，反而被解放軍步炮協同的打法快速撕開缺口。碉堡在重炮覆蓋之下，一個接一個炸裂，壕溝和鐵絲網，也擋不住爆破小分隊和沖擊部隊的接連推進。

到1949年1月上旬，天津外圍已經被合圍，解放軍陣地壓得越來越近。1月11日，陳長捷接到了解放軍發出的最后通牒，限12日晚給出答復，不放下武器，就準備從13日開始發動總攻。這封通牒，在天津守軍高層之間掀起了極大的心理震動。

一、布防天津：紙上優勢與三個“沒想到”

通牒送到的當天晚上，天津市長杜建時、副司令秋宗鼎、八十六軍軍長劉云瀚、六十二軍軍長林偉儔，同陳長捷聚在一起商量對策。屋子里燈光昏黃，五個人原本都是久經沙場的將領，面對這種生死抉擇，卻都沉默得有些異樣。

據后來回憶，當時在座的人中，有三位手里都拿到了勸降或接洽投誠的信件。有的是解放軍方面正式送來的，有的則來自早年的同窗戰友。林偉儔收到的一封信，就格外特別。寫信的人和他是黃埔軍校的同學，還是當年睡在他下鋪的本家，語氣十分直接，規勸他趁早放下武器。

林偉儔不是沒有動心。他此時指揮的六十二軍剛運到天津不久，部隊對情況并不熟悉，自身也看得出來“硬扛”下去希望渺茫。會商之外，他還私下問過秋宗鼎：“怎么辦？還能守嗎？”這種壓低聲音的詢問，實際上就是把話說到門檻上，卻始終不敢跨出去一步。

疑心卻壓過了求生心態。那幾年國民黨軍中，特務系統盤根錯節，誰和誰交心，都要先掂量一下后果。會商的屋子里，人人都在心里盤算，又不敢開口挑明。陳長捷后來回憶，幾個人中，恐怕都有動搖和另擇出路的想法，但是沒有一個人愿意先說出“起義”或者“投誠”這個詞。

這種氣氛，很快把最后的機會拖沒了。按那時的態勢，如果五人達成一致，主動和解放軍聯絡，整座天津城的十三萬守軍，是有可能整建制放下武器的。那樣一來，不僅減少傷亡，也會在短時間內改寫幾位主官的命運。然而疑慮如同一層無形的墻，硬是把可能的出路堵死。

有人會覺得，這幾個人是不是太保守。要知道，在天津被包圍之前，林偉儔和劉云瀚其實還設想過一條“抽身路”。兩人曾經秘密商量，利用天津和塘沽之間尚未完全切斷的通路，急速撤往塘沽上船，再改走其它路線，各自分散突圍。想法不算光彩，卻是當時真實的選擇之一。

事情偏偏就卡在這個節骨眼上。照林偉儔后來回憶，如果當時劉云瀚同意，真帶兵離開，陳長捷極有可能順勢宣布起義，或至少公開投誠。因為主力一撤，城中軍心必然大亂，再守已無意義。據說陳長捷本人，也曾動過這種念頭。可到了真正拍板的時候，他卻改了口。

他當場提出反對意見，理由是天津的工事可以憑險固守，一旦部隊撤出，市區秩序會頓時失控。同時，他強調大行動必須請示傅作義，不宜擅自行事。看上去似乎合乎軍紀，實質上卻把一條尚算現實的路生生掐斷。林偉儔和劉云瀚的“逃跑計劃”，就這樣不了了之。

通牒的時限在逼近，援兵徹底無望，守勢也明知支撐不久。一面是不敢明說的投誠，一面是不愿承擔責任的撤離，幾位主官在搖擺之中，把原本還算主動的選擇空間拖成了被動的等待。天津的命運，在這種互相揣測中越收越緊。

二、錯失轉身機會：通牒、勸降與疑心

1949年1月13日拂曉，解放軍總攻打響。炮聲此起彼伏，城外火光連成一片。到14日，天津城防主陣地被徹底突破，市區多處要點失守。按照守軍內部的說法，這時候大多數軍官已經非常清楚，戰局不可能再逆轉，早就不存在所謂“反攻”的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陳長捷和杜建時、林偉儔、劉云瀚等人，只能被動地轉向“求和”的方向。他們在內部會議上達成共識，準備各自通知前線部隊，與解放軍就地接觸，放下武器，爭取通過“和平方式”結束戰斗。說白了，就是在戰事已無轉圜余地時，承認失敗。

很遺憾，這一步又慢了一拍。1月15日清晨，陳長捷接到了傅作義的急電，對方這才明確表示可以和解放軍接洽，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電文雖然來得倉促，卻等于給了天津守軍一個“準許投降”的信號。只不過，戰場上的實際情況已經不允許他再慢慢醞釀。

當無線電里傳來傅作義那句“可以接洽和平吧”的時候，解放軍的突擊部隊已經沖進天津城內。一個副營長率領幾名戰士，繞過街角，直接出現在陳長捷身后。槍口頂上來的一刻，他再也談不上任何“主動選擇”，只能舉起雙手，成為被俘的對象。

與他同時被俘的，還有劉云瀚等人。比較戲劇的是，劉云瀚后來在押送途中設法脫身，暫時逃離管束；而林偉儔，則沒有再折騰。他在戰斗最后階段豎起白旗，有意識地表示不再抵抗，這一點成為日后認定他“投誠而非戰犯”的一個重要依據。這兩名軍長，命運從此分道而行。

從被俘到關進戰犯管理所，陳長捷用了很長時間，把這幾天的經過一遍遍梳理。他在回憶中提到，自己曾經很長時期內把問題歸結為“運氣不好”：要是早點撤到塘沽，要是早點公開起義，結局會不會不同。長久思索之后，他才承認，國民黨軍隊的整體失敗已經不可逆轉，個人的命運，很難脫離這條大勢。

這段反思，與電視劇《特赦1959》中表現出來的形象有一定對應。劇里曾出現他賭氣不吃飯、對現實心存怨氣的細節，其實并非完全憑空虛構。歷史材料中可以看到，他確實經歷過一段情緒波動的時期，在否認、抱怨和懊悔之間來回打轉，直到漸漸接受事實。

值得一提的是，林偉儔在這方面的表現，與陳長捷略有不同。他在戰犯管理所的態度相對穩定，對自己的判斷錯誤也談得比較直接。尤其是提到黃埔同學勸降的那封信時，言辭中帶有明顯的悔意，認為自己當時猶豫拖延，錯失“少流血、少犧牲”的機會。

官方對他的身份認定，也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林偉儔不再以戰犯身份對待，相關特赦通知也被撤銷，這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了他“投誠人員”的地位。雖然和戰前公開起義的標準還有差距，卻已經和單純的戰犯劃出了界限。

從結果上看，天津守軍高層在通牒、勸降和投誠問題上的反復搖擺，是整個失守過程中的關鍵一環。他們既看到戰場現實，又受制于多年形成的政治恐懼和組織結構，始終跨不過內心那一道坎。最終的投降，不再是從容的主動選擇，而是被戰場態勢推到絕路之后的被迫舉措。

三、損招筑冰城：頑抗的最后一刻

在這些猶豫和反復之外，還有一個細節頗為引人注目，那就是林偉儔曾經設想過的“潑水筑城”。這一招在歷史書和小說里都不陌生，曹操對付馬超時用過類似辦法，在寒冬將水澆到城墻外，凍成冰坡，增加敵軍攀登難度。林偉儔翻起舊帳，想把這套老辦法再搬上現代戰場。

1949年1月前后，天津正值隆冬，護城河大約三米深的水已經結成冰層，原有的阻擋作用大打折扣。林偉儔面對解放軍越來越近的陣地，突然想到，如果在城外墻體斜面反復潑水，讓外層迅速結冰，就能形成一條極難攀爬的滑坡。人和馬一靠近，就容易滑倒甚至受傷。

從兵書上看，這種設想似乎還算有點古意。寒風刮起，冰層越來越厚，憑空多出一道難以憑借的坡面。林偉儔抱著“多擋一下是一點”的心理，下令在部分城防地段動手實施。部隊在夜間往城外澆水，凍出一層層冰皮，遠遠看去，城墻像多了一件光滑的盔甲。

然而這一“損招”，在近代火力面前幾乎毫無作用。解放軍并沒有像冷兵器時代那樣，靠云梯硬爬城墻，而是依托重炮、迫擊炮和大量爆破器材，先對防御體系進行持續打擊。城外據說集中了五百門左右的重炮，有研究還認為數量更多，在一輪輪火力覆蓋下，碉堡、障礙物和冰坡，都被一起撕碎。

炮火轟擊之下，冰層不是成為屏障，而是變成碎塊和泥水。陣地附近到處是被震裂的土堤、扭曲的鐵絲網，冰層被炸成亂七八糟的冰渣，既擋不住沖鋒部隊，也妨礙不了爆破分隊前進。步兵在炮火掩護下接近陣地，手榴彈接連爆炸，防線上的守軍難以形成有效火力網。

說白了，這一套“潑水筑城”的思路，在冷兵器時代或許還能湊合用用，在火炮、坦克已經普及的戰場上，早就跟不上時代。林偉儔顯然也隱約知道這點，所以并沒有把它當成扭轉戰局的大殺器，只當是多延緩一點時間的輔助手段。只是他沒想到，這點時間幾乎起不到任何實質意義。

戰斗發展到1月15日上午，天津城內多處陣地已經相繼失守，局部抵抗在分散進行。林偉儔看著形勢，每一次報告傳回來的，都是“某某據點丟了”“某某部隊被沖散”之類的消息。這里的冰坡、那里的碉堡，沒有一處真正抵住火力和沖擊。

終究還是到了必須決定的一刻。他選擇在自己的防區豎起白旗，主動向逼近的解放軍表示投降。旗子升起來那一瞬間，守軍士兵心里其實都明白，這座城市的戰斗已經結束，再打下去只會徒增傷亡。也正是因為這一明顯的投誠舉動，后來對他的處理才出現了區別。

反過來看陳長捷，他并沒有在第一時間做出這樣的動作。被俘時，是在沖鋒槍嚇迫之下高舉雙手，沒有留下太多可供解釋的余地。兩名中將，面對同一場戰役、同樣的整體失敗，卻因為最后幾步選擇不同，而在司法認定和歷史評價上出現了微妙差別。

戰后十年多一點，兩人先后獲得特赦，重新回到社會。陳長捷在管理所里反復思考天津一戰，提出“自己作為軍人的事業已經徹底結束”的說法，他很清楚，無論逃跑、被俘，還是在戰前就投誠，對國民黨一方來說，最后都難逃失敗的結局。能不能開始新的生活，成了他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林偉儔則在說明材料里，詳細講到自己當年猶豫、拖延和采用“冰城損招”的經過。他承認，這套老辦法不僅沒能改變戰場態勢，反而在某種程度上顯出一種無力感。面對擁有大量重炮和坦克的解放軍，再去翻古代典籍里的小技巧，終究只是徒勞。

從天津防務的整體過程看，陳長捷的三個“沒想到”——對東北野戰軍入關速度和規模的判斷錯誤，對華北戰局惡化程度的低估，對天津工事實際防御力的過度自信——與林偉儔的“潑水筑城”損招，連在一起構成了一幅頗具象征意味的畫面：一套舊式思維試圖應付已經徹底變化的戰爭形態。

1949年1月15日下午兩點左右，天津市區槍聲漸息，街頭交通逐漸恢復。成列的俘虜隊伍被押解出城，其中就有陳長捷、林偉儔、劉云瀚以及杜建時，還有十多萬守軍官兵。天津一戰以解放軍的勝利和守軍的全線覆沒告終，這兩名中將的軍旅生涯，也在那一天畫上了不可逆轉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