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辭去副總長職務后，因何抱怨道：你們給我安排的職務太高了

1980年初，北京的冬天還帶著寒意。總參某次常委會上，有同志悄悄感嘆：“老李真要退下來了？”會場里氣氛有些復雜，一位在參謀崗位上干了三十多年、打過無數(shù)硬仗的老將，就這樣要從副總參謀長的位置上退居二線。幾天后，黨中央任命他為中央軍委顧問，他看了任命，沉默片刻，低聲說了一句：“這個職務太高了，讓我當個總參顧問就行。”一句話，把在場的人都說愣了。

很多年以后，提起這件事的老同志依舊印象深刻：有的將軍到晚年，還惦記著再往上走一步；但李達卻覺得，給他的牌子大了。這種“嫌官大”的抱怨，背后其實藏著他一生的路數(shù)——怎么上來，又怎么退下去，什么時候該沖在前面，什么時候主動把位置讓出來，他心里一直有桿秤。

要弄清這句“職務太高了”的分量，還得把時間往回撥，回到他重新走進總參機關的那個秋天。

一、一通北戴河里的電話，改變了晚年的方向

1972年夏天，北戴河海風有些咸。年近花甲的李達正在那里療養(yǎng)，身體剛從病痛中緩過來。那天午后，他正在院子里慢慢散步，孩子急匆匆跑過來：“父親，有您的電話！”

那個年代，長途電話可不是隨便打的。他接起話筒，還帶著點疑惑：“請問您是哪一位？”對面略帶笑意：“聽不出我的聲音了？”李達愣了一下，隨即恍然：“葉帥啊！您好，您好！”

電話那頭的葉劍英，和李達是多年老戰(zhàn)友。戰(zhàn)爭年代，一個是著名統(tǒng)帥，一個是能打硬仗、又善于謀劃的參謀長，在戰(zhàn)火中早就建立起了默契。這次通話，葉劍英開門見山：身體怎樣，還扛不扛得住工作？李達想都沒多想，回答得很干脆：“葉帥，請您放心，我的身體無礙，隨時準備出來工作。”

有意思的是，這樣的回答，和他后來的“主動要求退下來”，從態(tài)度上看并不矛盾。前者，是覺得自己還能干，就必須干；后者，是覺得自己年紀到了，就不能再占著位置。這種“能上能下”的自覺，在當時并不算普遍。

了解情況后，葉劍英心里有了主意。那段時間，總參謀部正需要一位熟悉全局、又懂戰(zhàn)役戰(zhàn)術的老參謀長來主持訓練建設。他想到的，正是這個從紅軍時期就摸爬滾打上來的李達。隨后，中央軍委相關領導反復研究，才有了那道關鍵的任命。

1972年10月21日，經(jīng)毛澤東主席批準，中央軍委任命李達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這一紙任命，把已經(jīng)在病中歇息的老將，又推回了軍隊建設的前沿陣地。

當時國際形勢緊張，周邊環(huán)境并不輕松。軍隊既要穩(wěn)住基本面，又要為可能出現(xiàn)的復雜局面做準備。副總參謀長這個位置，說白了，就是在戰(zhàn)爭與和平之間，替國家打前站、做準備的人。李達很清楚這點，所以一接任，他就沒打算“養(yǎng)身子”。

二、從“三打三防”到退居二線：一名參謀長的骨頭和分寸

李達到總參后，最先抓住的是一個老本行——訓練。那時，部隊在經(jīng)歷了一段特殊時期，軍事訓練多少有些松弛，部隊打現(xiàn)代戰(zhàn)爭的能力，需要重新系統(tǒng)梳理。他上任沒多久，就接下了恢復和加強全軍軍事訓練的重擔。

1972年冬天，他受邀到裝甲兵部隊參加軍訓座談會。許多與會人員都準備了厚厚的發(fā)言稿，輪到李達發(fā)言時，他卻沒有拿稿子。現(xiàn)場很多人以為，他大概只講幾句例行的客氣話，誰知道他從戰(zhàn)術到組織，從步兵如何防坦克到裝甲兵協(xié)同配合，講得層次清楚、數(shù)據(jù)準確，還不時舉出實戰(zhàn)中的例子。會后有軍官感嘆：“不看稿，像念出來的一樣。”

這種底氣，來自數(shù)十年參謀工作打下的基礎。他深知，如果紙上談兵，下面的訓練很快就會變形。所以，他不滿足于聽匯報，而是習慣跑到一線去看。某次，他到新疆參加演習，結束后沒有馬上休息，而是乘著吉普車，穿越戈壁數(shù)百公里，到庫爾勒去看鐵路情況。當?shù)赝緞袼⒁馍眢w，他擺擺手：“這一眼不看，心里總是不踏實。”

葉劍英在綜合當時國際形勢后，提出要突出抓好“打坦克”訓練。因為在未來可能發(fā)生的高強度沖突中，敵方坦克絕不可能一輛一輛地來，那一定是坦克群成片壓上。如果戰(zhàn)士們只練單車目標，戰(zhàn)時很容易吃虧。李達聽到這個指示，態(tài)度非常明確：既然是現(xiàn)實需求，那就要往深里抓、往實里落。

圍繞打坦克、防空、防空降等新情況，他組織總參訓練部門和基層指揮員反復研究，從計劃到教材，從訓練方法到協(xié)同程序，一條條細摳。慢慢地，全軍范圍內(nèi)掀起了“三打三防”的練兵活動——打坦克、打飛機、打空降；防坦克、防空襲、防空降。這些提法后來流傳很廣，但在當時，是在一次次試驗和演習中磨出來的。

1975年6月5日，他帶著各軍區(qū)、各總部相關人員約200人，專程到沈陽軍區(qū)參觀某師組織的加強步兵團防御打敵坦克群的研究性演習。那次演習，并不是一場“表演秀”，而是邊打邊研究。李達跑前跑后，到陣地觀察步兵反坦克火力部署，又走到指揮所，盯著沙盤上的箭頭和標記，時而皺眉、時而詢問。演習結束，他沒有一句“完美無缺”的評價，反而不斷提醒：“能打成這樣，說明用心了，但下一步還要把經(jīng)驗推廣，把漏洞補上。”

不得不說，對不少年輕軍官來說，副總參謀長能蹲在戰(zhàn)士身邊看射擊動作，能在泥土地里站上半天不走，這種作風是有沖擊力的。也正因為如此，他在訓練條線上形成的威信，不只是靠職務堆起來，而是靠一樁樁具體工作“砸出來”的。

時間來到1979年。那一年，李達已經(jīng)74歲，在幾名副總參謀長中，他年齡最大。總參常委會上，他突然提出：“我今年74歲，在幾名副總長中，是年齡最大的。老的要退下來，第一個就是我。”此話一出，不少人都吃了一驚。

有老戰(zhàn)友私下勸他：“你退不退，讓黨中央決定就行了，何必自己先提？搞不好有人誤會你是不是犯了什么錯誤。”他聽完，也不爭辯，只是淡淡一笑，把話放在那兒不收回。對他來說，“到點往后站一步”，也是一種紀律。

中央對他的申請并沒有馬上拍板，而是反復權衡。一方面，他經(jīng)驗豐富，對軍隊訓練和建設非常熟悉；另一方面，軍隊正處在新舊交替的階段，老一代指揮員和參謀長遲早要完成“交班”。經(jīng)過研究，黨中央最終同意他的請求。

1980年1月11日，中央決定免去他副總參謀長職務，任命他為中央軍委顧問。這個任命在當時，意味著他從具體指揮和日常業(yè)務中退居二線，但并不脫離軍隊建設的大局。按當時的制度，“軍委顧問”地位不低，不少人認為，這是對他三十多年參謀長生涯的高度肯定。

偏偏他聽完任命，卻脫口而出那句讓人哭笑不得的話：“這個職務太高了，讓我當個總參顧問就行了，我一樣給軍委和總參當參謀。”這不是客套，而是真心覺得，“軍委顧問”分量有點重，自己不過是個干慣了具體活的老參謀，多大牌子都不如能繼續(xù)當參謀來得踏實。

這句“嫌高”的抱怨，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他對“官”與“事”的看法。官大官小，在他心里只是一個稱呼，只要還能出主意、干實事，掛什么頭銜并不重要。

三、退居二線不等于“收兵”，老參謀的余熱與冷靜

退居二線之后，很多人以為他會徹底放松，安安穩(wěn)穩(wěn)頤養(yǎng)天年。事實恰恰相反，他只是從臺前換到了一個稍遠的位置，卻并沒有離開軍隊建設這個舞臺。

總參的黨委常委會、辦公會，只要通知到他，他基本都會到。討論訓練方針、研究邊防形勢、審議一些重大方案，他都仔細聽、認真記。發(fā)言時，他說話不繞圈子，有不同意見，當場提出來，但語氣不激烈，邏輯清楚。身邊有人打趣：“老李啊，退下來了還這么操心？”他笑著回答：“參謀嘛，不參謀就不舒服。”

除了開會，他更愿意往基層跑。每年，他都要下部隊兩三次。有時去邊防連隊，和戰(zhàn)士們聊一聊生活、訓練情況；有時則跑到兵工廠、軍事院校、科研所，看裝備研發(fā)、教學訓練。值得一提的是，他不愿意地方和部隊為他的到來搞“排場”，事先打招呼：“不準超標準接待。”到了地方，他盡量少耽誤別人時間，把想看的、該問的，抓緊時間看完、問完。

隨著年齡增長，中央領導對他的身體越來越關心。有領導專門叮囑：“您做研究可以，但邊遠地區(qū)就不要去了，路上太辛苦。”他聽完，認真點頭：“我的體力和以前比，確實不行了。不過，只要還能動一動，總還是想多到下面看看。”這番話聽上去平常，實際上反映出一種難得的職業(yè)習慣：重大決策，不能只停留在文件和匯報上，還要看看真實情況。

張震將軍后來回憶，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李達以一名老戰(zhàn)士的責任感，不顧年老體弱，深入邊海防做調(diào)查，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見，為軍委制定適應新時期的積極防御戰(zhàn)略方針，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這種評價，并非客氣的場面話，而是對他那些一次次調(diào)研、一次次分析的概括。

1982年，他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從某種意義上說，視野更加開闊，不再局限于軍隊內(nèi)部的事務。不過，他最上心的，還是與軍隊有關的工作，尤其是一件在他心里壓了很多年的“老事”。

四、“劉鄧大軍的歷史，不寫不安心”：晚年的另一場“硬仗”

進入八十年代中期，李達的身體越來越虛弱，醫(yī)生和家人都勸他少操勞。但他偏偏在這個時候，決定扛起一件很耗心力的事——系統(tǒng)撰寫劉鄧大軍的戰(zhàn)斗歷程。

在解放戰(zhàn)爭中，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劉鄧大軍，即第二野戰(zhàn)軍，在戰(zhàn)略轉(zhuǎn)折期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大軍南征北戰(zhàn)，許多重大戰(zhàn)役都與之相關。然而，到了和平時期，真正系統(tǒng)、深入地整理這支大軍的歷史，卻并不容易。李達在二野長期擔任參謀長，對許多決策與戰(zhàn)役過程，都有第一手資料和清晰記憶。

他對身邊同志直言：“我現(xiàn)在退下來了，有時間考慮寫一寫二野歷史的工作。二野沒有副司令員，基本上也沒有副參謀長。劉帥病了，鄧主席也不能寫自己，所以，寫劉鄧大軍歷史的責任，就落在了我的肩上了。我要是不寫，對不起黨，也對不起二野的幾十萬指戰(zhàn)員啊。”

這種說法，聽上去簡單，其實分量很重。二野的許多戰(zhàn)役，有復雜的背景和艱難的博弈，有成功的經(jīng)驗，也有值得反思的教訓。如果只寫光鮮的一面，而回避困難和失誤，那就不是完整的歷史。他清楚這一點，所以在動筆之前，先給自己定了幾條“規(guī)矩”。

他強調(diào)，寫歷史必須實事求是。勝仗要寫，失誤也不能掩蓋；成績要肯定，問題也要如實反映。涉及個人的部分，尤其是自己的功勞，他要求能簡略就簡略，只在必要的時候點到為止。有人問他：“這樣寫，會不會讓人覺得你太‘苛刻’？”他擺擺手：“戰(zhàn)爭不是戲文，不能只挑好聽的曲子唱。”

為了弄清一些細節(jié)，他經(jīng)常翻閱檔案。有些記憶有了模糊，他就去請教老戰(zhàn)友。某些戰(zhàn)役中的時間點、兵力數(shù)字、行軍路線，他一一核實，對不準的地方絕不草率定稿。這種較真態(tài)度，和他當參謀長時對作戰(zhàn)計劃的苛求如出一轍。

回憶錄初稿完成后，他又多次反復審閱。有段時間，醫(yī)護人員都勸他少熬夜，他卻經(jīng)常看到深夜。晚年的精力已經(jīng)大不如前，長時間伏案寫作，對他的身體是個不小的消耗。有人勸他：“差不多就行了。”他卻回答：“不是給自己寫個熱鬧，是給后人留個準信兒。”

最終，他主導撰寫和整理的回憶錄和軍事文集陸續(xù)出版，在軍內(nèi)外都引起不小反響。不少讀者注意到，這些書里，既有對戰(zhàn)役部署的詳細分析，也有對部隊作風、指戰(zhàn)員精神狀態(tài)的觀察，既不拔高，也不遮掩。這種寫法，顯然更接近當年真實的戰(zhàn)場。

長期忘我工作，加上年齡因素，讓他的身體越來越吃不消。1985年夏天，他因病住院。盡管病情已很嚴重，他仍習慣性地翻看文件和報紙，了解軍隊和國家的情況。醫(yī)護人員再三提醒要多休息，他只是笑笑，把報紙放一旁，過會兒又拿起來。

1993年7月12日19時10分，李達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消息傳出后，全國和全軍上下反響強烈。許多與他共事過的老同志在回憶時，不約而同提到兩個印象：一個是他當參謀長時，凡事講究“有根據(jù)”“有準備”；另一個，就是他在退居二線后那句“職務太高了”的感慨。

回頭看他的一生，最醒目的并不是那些頭銜，而是一條一以貫之的脈絡：在槍林彈雨中，是戰(zhàn)役參謀長，在和平建設中，是訓練工作的主抓人；等到該退的時候，他主動把副總參謀長的位置“交出去”，當上軍委顧問，還嫌“牌子太大”；晚年把大量精力用在整理劉鄧大軍歷史上，仍舊堅持“實事求是、寧可翻多幾遍檔案”的老規(guī)矩。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這樣一批人，既在臺前沖鋒，又在關鍵時刻自覺退出，把經(jīng)驗和歷史盡可能留得準確一些，許多重要決策和戰(zhàn)役背后的故事，恐怕就難以被后人看清了。李達的那句“你們給我安排的職務太高了”，聽上去像一句玩笑，卻恰好勾勒出一個老參謀長的基本態(tài)度：名位可以淡一點，職責要扛牢；個人可以退一步，工作不能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