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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聶帥宣布,由黃克誠接替粟裕職務,黃當眾發言:我不合適,但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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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9月1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那個高規格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氣氛本來挺嚴肅的。

      結果新上任的總參謀長黃克誠大將,當著聶榮臻元帥和滿屋子的高級將領,開口就扔了個“炸彈”:“我是不適合當總參謀長的,但軍委做了決定,我會把這個擔子挑起來。”

      這話一出,底下人都懵了。

      要知道,這可是新中國成立第九個年頭,軍隊正規化搞得熱火朝天的時候。

      剛卸任的前任總長粟裕大將,那是出了名的“戰神”,因為“反教條主義”這檔子事兒剛退下來,全軍幾百雙眼睛都盯著誰來接這個燙手山芋。

      按理說,新官上任怎么也得表個態,說兩句提氣的話吧?

      黃老這倒好,還沒干活先給自己潑了一盆冷水。

      當時不少人覺得,這是老派軍人的謙虛,是君子風度。

      可你要是開了“上帝視角”,站在今天往回看,就會發現這簡直就是一句神預言。

      誰也沒想到,他這個總參謀長,屁股還沒坐熱,僅僅一年后就真的離任了,成了新中國歷史上任期最短的總參謀長之一。

      這事兒背后,到底藏著什么貓膩?

      要把這事兒掰扯清楚,咱們得把日歷往前翻,翻到抗戰剛勝利那會兒的東北。



      很多人印象里,黃克誠是個政工干部,戴個眼鏡斯斯文文的。

      其實吧,這人帶兵那是相當有一套。

      1945年抗戰一結束,他帶著新四軍第3師那時幾萬人的精銳,浩浩蕩蕩開進東北。

      這支部隊后來可是四野的絕對主力,那是“家底子”。

      在當時的東北,論資歷、論手里的槍桿子,黃克誠那就是一方諸侯,說話那是相當有分量的。

      可是呢,就在大仗眼瞅著要打起來的時候,黃克誠干了一件讓現在的職場人都看不懂的事:他主動把指揮權交出去了。

      他給林彪,甚至給延安的毛主席發了好幾封電報,意思就一個:為了指揮統一,我愿意退居二線,去搞后勤,搞根據地建設,前線指揮我就不摻和了。

      這就好比現在的公司合伙人,手里握著核心資源,卻主動跟CEO說:“你來管,我去管倉庫。”

      這種清醒,比戰場上的勝利更難得,因為大多數人能看透對手,卻很難看透自己。

      黃克誠對自己那是極度了解。

      他知道自己擅長搞戰略規劃、搞組織建設,但在臨陣指揮、在大兵團作戰那種爭分奪秒的微操上,他確實不如那幾個純粹的軍事天才。

      為了贏,他甘愿當綠葉。



      這種“讓賢”的勁頭,一直刻在他的骨子里。

      所以到了1958年,當中央軍委再次點將,要把總參謀長這個全軍指揮中樞的大印交給他時,他第一反應根本不是高興,而是心里發慌。

      他甚至在8月份私下找聶榮臻談話時就推辭過,說自己“不能勝任”。

      為啥?

      這得說說當時總參謀部的尷尬處境了。

      前任粟裕那是啥人?

      天生的軍事家,打仗那是藝術。

      當時的國防部長是彭德懷元帥,那脾氣大家也知道,眼里揉不得沙子。

      這兩人湊一塊,那是“專家”對“專家”,都懂行,都有主見。

      就像兩個頂級大廚在一個廚房里炒菜,為了放鹽還是放糖都能吵翻天。

      國防部和總參謀部之間,因為職權劃分不清,摩擦那是常有的事。

      到了1958年,中央調整粟裕的工作,其實就是想解決這種“內耗”。



      這會兒選誰接班最合適?

      再找個像劉伯承、林彪這樣的戰神?

      那肯定不行,搞不好還得跟國防部“打架”。

      于是,中央的目光就鎖定了黃克誠。

      這時候的黃克誠,身份很有意思,他是中央書記處書記,還兼著軍委秘書長。

      注意這個“軍委秘書長”,這可是大管家,負責承上啟下,協調各方關系的。

      讓大管家兼任總參謀長,這招棋那是相當高明。

      說白了,中央當時需要的,根本不是一個能決勝千里的“韓信”,而是一個能聽招呼、守紀律、能把軍委和國防部的意圖完美執行下去的“蕭何”。

      這一點,黃克誠心里跟明鏡似的。

      他知道,組織上看重的不是他的戰術指揮能力,而是他的黨性,是他那種顧全大局的協調能力。

      讓他坐這個位置,就是為了把國防部和總參這層關系給理順了。

      所以他說自己“不適合”,是因為他還拿老眼光——也就是“首席作戰參謀”的標準在衡量自己。



      他覺得自己不如粟裕能打。

      但要是按“軍委執行者”的標準來看,當時還真就他是最合適的人選。

      事實證明,他上任后效果立竿見影。

      因為他和彭總是老戰友,那是過命的交情,兩人配合得那叫一個默契。

      以前那種部門之間推諉扯皮的事兒,一下子就沒了,總參的工作迅速走上正軌。

      但也正是這種默契,給一年后的那場風暴埋下了伏筆。

      黃克誠這人,雖然性格沉穩,擅長做思想工作,但他骨子里和彭德懷一樣,那是犟得像頭牛。

      他不是那種看風向辦事、左右逢源的官僚,他是真把原則看得比命還重。

      1959年廬山會議,風云突變。

      本來是去開會的,結果彭總因為那一封信成了眾矢之的。

      這時候,如果黃克誠是個圓滑的人,或者他只是個只懂打仗的大老粗,哪怕哪怕他不說話,裝傻充愣,或許都能躲過這一劫。

      但他偏偏是黃克誠。



      他選擇了站出來,支持彭德懷的觀點,堅持實事求是。

      結果大家也都知道了,他被卷入了那場巨大的政治旋渦,成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一員。

      回過頭來想,1958年秋天那句“我不適合”,簡直像是一種宿命般的直覺。

      他可能隱約感覺到了,在這個位置上,面臨的挑戰早就不是沙盤上的紅藍推演,而是復雜得多的政治博弈。

      他這個總參謀長,滿打滿算只干了一年。

      在他之后,接任的是羅瑞卿大將。

      羅瑞卿之前長期搞保衛和公安工作,也不是野戰指揮型的將領。

      這其實進一步印證了當時中央的思路:總參謀長這個位置,已經從純粹的“軍事指揮型”徹底轉向了“政治管理型”。

      黃克誠雖然只干了一年,但他用這一年證明了一件事: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在面對只要位置不要原則的誘惑時,會做出怎樣的選擇。

      哪怕這個選擇,要讓他付出后半生坎坷的代價。

      這事兒吧,越琢磨越有味道。

      那個說自己“不適合”的人,其實在那個特定的歷史瞬間,無人可替。



      1986年12月28日,雙目失明的黃克誠在北京逝世,享年84歲,這一次,他真的卸下了所有的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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