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決定論？徐之明教授：德意日發達的原因之一，是與法西斯切割

2月10日，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徐之明在其“老學說道”賬號中稱：

“二戰的三個主要的戰敗國：德國、意大利、日本，都是當今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原因之一是它們與納粹傳統、法西斯主義傳統、軍國主義傳統進行了切割”。

此言引發了網友的兩大主要爭論：一是其中的日本真正與“軍國主義”切割了嗎？二是德意日仍能成為發達國家的原因，大家在認知上亦有所不同。

首先，德意日在二戰后，與法西斯主義進行切割了嗎？——答案基本上是肯定的！

德意兩國就不用說了，只言中國網友最為關注和爭議的日本吧：

可以說，與二戰前日本的軍事封建性、天皇為中心的制度、軍部獨立以及軍事至上主義、經濟軍事化、全面戰爭化的洗腦宣傳、輿論控制和對外的全面侵略性相比，言現在的日本基本上實現了“去法西斯化”，還是較為客觀的現實。

當然，日本在憲法、政府組織、軍事組成等法律制度的形式上，雖然實現了去法西斯化，但其在思想、文化和精神維度上，卻難言完全“去軍國主義化”。

這主要表現在其在歷史問題上，并沒有像德國那樣進行深刻和全面的反省與認罪！

比如，其對戰犯的拜鬼供奉；對于和平憲法的不斷突破等方面，都表現出與德國的差距很大，這也是為何在東亞地區，日本仍難以獲得鄰居們的真正原諒和信任的重要原因！

而關于二戰后，作為主要戰敗國的德意日三國，其很快走向崛起，并成為世界發達國家的原因，人們的認知上，也有所不同。

這里主要有兩種觀點分歧：其一，認為三國之所以走向發達，一是與二戰前它們就通過資本主義掠奪、剝削等資本積累，本就有著發達國家的底子。

二是主要與美國戰后對三國的扶植，像德意通過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將其變成為美蘇兩大意識形態集團對抗的得力助手、橋頭堡有關。

而日本則借助于美國發動的朝鮮戰爭，經濟上得到重新武裝——這也包括了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等，都受益于美國的這一全球戰略。

這兩點的看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事實性存在，應該算是三國成為發達國家的因素之一。

而徐教授所言“三國都與法西斯進行切割”，其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當然，老徐此言說得較為具體化、單一性，但仍可以說，還是戳到了點子上——用更為寬泛化和完全性的表述，可以借用2024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之言描述，即阿西莫格魯等學者所稱的“國家繁榮到底是什么決定的”——制度！

二戰后的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包括東亞受到美國巨大影響與援助的“四小龍”，都受益于美國為模版的市場經濟制度及相應的政治體制。

有關國家發達、富裕的原因，歷史上，主要產生過四大觀點：人種決定論、地理決定論、文化決定論和制度決定論。

二戰前，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興起，這些以白人為主的地區，曾興起過狂熱的“人種決定論”。

比如“戈比諾主義”，便是較為典型的人種決定論，其也正是德國納粹主義誕生的一大理論土壤。

但將文明建基于天性不可改變的基因之上，顯然違背了現代文明社會的規律和原則，如今已基本上被主流社會所拋棄。

后來，還一時興起過“地圖炮”性質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其代表人物是思想家孟德斯鳩。

確實，在人類蒙昧發展時期，相對優越的地理環境，必會吸引并養育了早期的人類祖先，這種因素的作用，顯然有一定道理。

無論是人種論或是地理論，顯然都會局限于外因，本質上，皆為“機械唯物論”。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這兩種論調忽略了人的精神、文化屬性之缺陷，就會不斷被放大，因而也被棄之于地。

在此之外，“文化決定論”便開始占了上風，像馬克思-韋伯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就是其中的代表思想。

而其認為西方文化為無人能及的先進文化，暗含著文化優劣論的觀念，卻是其一大硬傷。

但仍不得不說，現實歷史的推進過程可以作為輔證之下，加之文化決定論在邏輯上更有力度，論證的脈絡也更為清晰，顯然要比人種決定論和地理決定論有著更為深入、可信的歸因性。

最后，就是2024年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制度決定論”出現。

其理念認為：一個國家的繁榮，主要取決于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

獲獎學者認為，現當代的國家制度，主要可分成“掠奪攫取型制度”和“包容互利型制度”兩種，它們才是決定了一個國家是否走向繁榮的根本基礎。

當年歐美對外殖民過程中，像英國逐漸從對殖民地最初的完全攫取方式，走向了后期相對的互利性制度。

同時，在國家內部，包容互利型的制度，顯然更適應合理的競爭性，能令社會的科技發明、思想和文化活力得以激活，并迸發出巨大的活力。

且包容互利型制度不僅對于廣大民眾有利，長遠來看，其對統治者也一樣有利。

由此可見，二戰過后，美國帶給戰敗國德意日的不僅只是各種物質援助，更有以美國制度為模版的經濟、政治、文化體系的至深影響，所以，當綜合各種因素之后，才有了三國成為發達國家的可能。

相對而言，文化決定論和制度決定論顯然更有邏輯上、理論上和現實驗證上的可信度，并已被世界上不同國度的人得以實踐和不斷修正中。

當然，哪怕是單純的地理、人種因素，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也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度、文化因素的改變、影響。

所以，一個國家的發展與繁榮，很難說只有一種因素在起作用，但總體而言，人們更為擁抱文化決定論和制度決定論的主導性，也是不言而喻！

而文化與制度這兩大因素，也不能人為割裂，而是相輔相承、互為影響。

像在100多年前，我們這兒出現過魯迅和胡適之爭，二人在實質上，正是關于文化決定論和制度決定論的分歧。 但無論如何，文化與制度也不可能單列與割裂，只會互相影響、相互作用。

就像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思想相結合一樣，制度也要建立于文化之上，二者的互相影響與互相促進，才能催生出更為符合現實需要和客觀規律的文化思想與制度設計。

在“制度決定論”中，顯然我們必然會傾向于選擇“包容互利型制度”——因為，就像諾獎作者所言：“只有當社會制度允許公開爭論、尊重知識產權、獎勵挑戰權威，技術進步才有可能持續發生”。

對此，諾獎評委會的點評中也稱：“不是看誰專利多、論文多，誰就能贏，而是誰能持續產生容忍破壞的新制度，誰才能擁有真正的創新引擎”。

“假如一個社會不敢打破舊有秩序，不愿承認失敗是創新的一部分，那么最終被破壞的不是舊技術，而是它的增長能力”。

所以，就像在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言的“平等、公正、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環境之下，才能讓我們的制度產生出“為有源頭活水來”創新力，才能讓我們的文化不只拘于千年不變的死水一潭，而是“長江后浪推前浪”的不斷前行與進步！

當然，回到“小日子”的問題上，如果其真正想擺脫正在走向的“失去的四十年”，及“二流國家”的困境，則必須對歷史進行徹底反省和清算，并在制度上予以不斷修補與完善。

如果日本還想死抱著“法西斯”的幽靈不放，并實質上向這一落后、失敗的反人類制度與思想文化回流，那只能說，逆歷史潮流和客觀規律而行者，最終都將會驗證那句網絡語：“NO作，NO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