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鄧小平赴深圳視察，握住葉華明的手問：你是老二，還是老四？

1992年1月下旬的一個早晨，深圳灣的海風還帶著些許涼意，街頭卻已經是一派忙碌景象。那一年，離深圳被正式確立為經濟特區，剛好過去十二年；離鄧小平第一次南下廣東考察，也已過去十五年。城市的天際線悄悄抬高，樓宇一棟接一棟往上長，誰也不會想到，幾天之后，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將在這里留下影響深遠的一段行程。

有意思的是，這一次南下，并不是從深圳開始。1992年初，鄧小平先后到武昌、珠海等地視察，沿著長江、珠江一路往南，看廠礦，看碼頭，看建設中的新區，再從珠海折返深圳。路線看似平常，實則用意很清楚：要看改革開放到底走到了哪一步，也要看沿海特區到底能不能扛起更大的擔子。

1月19日上午9時左右，列車緩緩駛入深圳站。車門打開，人群安靜下來，身穿中山裝的鄧小平走下車臺，步伐穩健，神情平和。按照當地安排，這天原本應該以休息為主，可他笑著說了一句：“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處去看看。”一句話，把在場許多干部都逗笑了，卻也透露出一個意思——這趟深圳之行，絕不只是走個過場。

從觀光車的車窗往外看，高樓林立、車水馬龍，和十年前的深圳已經判若兩城。鄧小平一時沒有多說，只是靜靜地看，偶爾點點頭。對于眼前這座城市，他心里有數，因為這個地方的故事，要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說起。

一、從“點火”到“畫圈”：深圳是怎么被選中的

時間往前推回到1977年11月。那一年，鄧小平剛剛重新回到領導崗位不久，就和葉劍英一起到廣州考察，只待了九天，卻密集談了很多問題——發展經濟、解放思想、調整政策。這次廣州之行，后來常被視作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一次重要鋪墊。

廣州之后，他又去了成都、沈陽等地，談話記錄下來，內容涉及經濟、科技、教育、干部等許多方面。1978年9月，在沈陽軍區，他半帶玩笑地說：“我是到處點火，在這里點了一把火，在廣州點了一把火，在成都也點了一把火。”這句話聽起來輕松，實際上把當時的心態說得很直白——要通過在各地“點火”，讓更多人意識到，舊路走不通了，必須變。

就在同一時期，一個從內地派往香港的經濟考察組，也悄悄醞釀出一個想法：利用寶安（今深圳）緊鄰香港、澳門的地利，嘗試建設一種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新型邊防城市”。這個建議遞上去后，引起了鄧小平的興趣。

1979年某天，鄧小平同廣東省委主要負責同志談話時，點名提到深圳。他說，不妨劃出一塊地方搞“特區”，還特意舉了個例子：“陜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錢，要你們自己搞，殺出一條‘血路’。”這句“血路”，不是虛言。那時候國家財政十分緊張，各項改革都要自己摸著石頭過河，既要大膽嘗試，又要獨立承擔風險。

1980年8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批準設立深圳經濟特區，并通過《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從法律意義上看，這一刻，深圳“特區”的身份才真正坐實。鄧小平定下基調：“我們的原則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這句話后來被頻頻引用，其實當時誰也不知道這條路究竟能走多遠，只能一邊走一邊看，一邊干一邊改。

幾年時間過去，深圳以驚人的速度成長。農田、魚塘逐漸退場，碼頭、工廠、住宅樓、寫字樓迅速冒出來。對很多從內地來的年輕人來說，這里簡直像個“新世界”。1984年，鄧小平第一次到深圳考察，看到的還是一座正在加速生長的工地型城市，但勢頭已經很明顯。他站在現場，給深圳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這是對特區路線最直接的肯定。

時間拉回到1992年。八年過去，深圳已是另一番模樣。這一次，鄧小平再來，不只是要看“有沒有發展”，而是要看接下來該怎么“再上一個臺階”。這就牽出他在深圳的幾個關鍵行程，其中最受關注的，一是國貿大廈，一是先科激光公司。

二、“老友之子”：從戰火家國到激光視盤

1992年1月20日，鄧小平來到深圳國貿中心大廈。這座大廈占地十萬平方米，是當時國內最早的一批超高層綜合建筑，被譽為“中華第一高樓”。建設時曾創下“三天建一層”的速度紀錄，在當年的中國，著實讓不少人咋舌。

那天，他乘電梯直上53層旋轉餐廳，從高處俯瞰整座城市。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在旁邊匯報：“1984年，人均收入為600元，現在是2000元。”數字變化很直觀，有人說那幾年深圳就像按下了“快進鍵”，但鄧小平聽完，卻沒有只停留在“驚嘆”上，而是提到：“要多干實事，少說空話。話太多，文章太長，不行。”緊接著，他看向窗外連片的高樓，說了一句頗有分量的話：“深圳發展這么快，是靠實干干出來的，不是靠講話講出來的，不是靠寫文章寫出來的。”

離開國貿大廈后，他馬上前往一個國有高科技企業——深圳先科激光公司。這也是他在深圳考察期間，唯一走進的一家國有高科技企業。上午10點左右，車隊抵達先科，公司董事長葉華明迎上前來。工作人員介紹時提了一句：“這是葉挺將軍的兒子。”

鄧小平聽到“葉挺”兩個字，神情明顯一亮，立刻伸出手，笑著問：“你是老二，還是老四？”這一問，既準確又親切。葉華明答：“我是老四。”鄧小平點點頭，說：“我們有幾十年沒有見面了。”現場氣氛一下子變得格外溫暖。

要理解這句“幾十年”，就離不開葉挺這一段歷史。葉挺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始人之一，是開國三十六位軍事家中的重要一位。在大革命時期，他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被譽為“鐵軍”。后來，他擔任南昌起義前敵總指揮。1928年4月，朱德率領南昌起義部隊的一部分上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師，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這個番號就是為了繼承當年的“鐵軍”稱號。

抗日戰爭時期，葉挺又擔任新四軍軍長，率部在華中與侵華日軍浴血奮戰。遺憾的是，1941年1月，國民黨軍發動皖南事變，新四軍軍部及九千余人遭遇重圍，損失嚴重，葉挺被國民黨扣押。直到抗戰勝利后，他才被釋放。1946年4月8日，葉挺乘機由重慶飛往延安，飛機在山西興縣黑茶山附近失事，機上乘客全部遇難，葉挺犧牲時年僅50歲。這起被后人稱為“四八空難”的事件，對中國軍隊和革命隊伍打擊極大。

葉挺與妻子李秀文一生有九個子女，四八空難中，除葉挺本人外，李秀文、五女葉楊梅以及一個尚未取名的幼子也同時遇難。失去父母，年幼的孩子們在戰后混亂局勢中經歷了相當長時間的顛沛流離。1946年5月，葉華明等三名兄弟姐妹被送到張家口，由聶榮臻照料。那段時間，鄧小平經常到聶榮臻家里談工作，久而久之，對這些烈士后代也就十分熟悉。

多年過去，當年在長輩膝下玩耍的孩子，如今已是頭發花白的企業家。鄧小平面對葉華明，多少有些感觸，這也是為什么那一句“你是老二，還是老四”聽起來格外親切。

說到葉華明的成長，軌跡并不平凡。1953年，他畢業于北京101中學。由于對父親和妹妹在空難中遇難印象太深，他起初立志做一名飛行員，希望能駕馭藍天。這一志愿卻被聶榮臻婉拒。理由很簡單也很真切：葉挺一家已有多人死于空難，聶帥實在不愿再讓烈士后代冒同樣的風險。

在聶榮臻的安排下，葉華明進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在院長陳賡的建議下，他選擇了航空發動機專業。學習過程中，他逐漸意識到，父母遇難固然有戰爭環境的因素，但飛機性能、制造水平等技術環節同樣關鍵，于是暗暗下決心，希望能成為一名飛機設計師，從源頭提升安全與性能。

后來，他又被選派到蘇聯留學，專業方向轉為地空導彈技術。回國后，長期從事高端武器研發，成為導彈領域的專業技術人才。按常理，這樣一個背景的人，和“企業家”三個字似乎聯系不大。但在八十年代的時代浪潮里，他的道路發生了一次關鍵轉折。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的風潮席卷全國。有志于事業的年輕人往南方涌，往深圳擠，一些機關干部甚至主動申請調到特區，想去闖一闖。葉華明也動了心，卻一時拿不準方向。很快，一次出國訪問給他打開了一扇窗。

他以訪問學者身份前往荷蘭，在那里參觀了世界知名企業飛利浦公司。飛利浦當時正大力開發激光光盤技術，利用激光和數字信號進行數據、影像的存儲與再現。在今天看，這項技術似乎有些“過時”，但在八十年代初，許多國家在這一領域都還處于起步乃至空白階段，其前沿性不言而喻。

參觀結束后，葉華明心里已經大致有了答案：必須搶先一步，把這項技術引進來、消化、再生產。他帶著這個想法回國時，不少人聽得云里霧里，有人甚至直言不諱：“搞這個能有什么用？”不過，他認定這是未來的關鍵入口，猶豫反而會誤事。

1983年底，葉華明應聘出任深圳市科委主任。半年后，他就推動啟動了與荷蘭飛利浦合作生產激光光盤的計劃，并創建深圳先科技術開發公司。這一決定，實際上帶有明顯“試驗性”——既要解決資金、技術、設備等難題，還得應對觀念上的阻力。

資金從哪里來？一方面是市里給予支持，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多方奔走，從香港方面籌措了相當一部分資金。技術怎么解決？靠合作引進、邊學邊做。設備、人才、管理模式，都需要重新摸索。這其中的艱難外人未必看得見，但結果是清楚的：先科很快站穩腳跟，成為國內激光光盤生產的重要基地，并逐步發展出液晶顯示器、精密模具、機電產品等多個板塊，在許多領域拿下了“中國第一”的成績，獲得“企業體制改革先驅者”的稱號。

先科激光公司也因此成為繼荷蘭、日本、美國之后，世界上第四個能生產激光視盤、唱盤的企業，每年可生產激光唱片500萬張、視盤150萬張，激光放映和播放設備各5萬臺。在那個年代，這樣的規模和技術水平非常搶眼。

鄧小平這一天走進先科，看著忙碌的生產線，看著身邊已經年過半百的葉華明，難免有些感慨。當年的烈士遺孤，如今成了高科技企業的掌舵人，這種歷史的交匯，本身就讓人動容。

簡單交談片刻后，鄧小平又問了一句：“你弟弟葉正光在哪里工作？”葉正光是葉挺第七子，1939年生于澳門，同樣畢業于軍事工程學院，學的是導彈自動控制技術。葉華明回答：“在海南工作。”鄧小平聽后，輕輕點頭，神情略顯感慨。這一代烈士子女，普遍走上專業技術和建設崗位，在新時期以另一種方式延續了父輩的事業，這一點，在當時的老一輩領導人眼里，有著特殊的意義。

隨后，鄧小平來到貴賓室，拿起鄧楠遞過來的一片激光盤，盤面光亮，一圈圈反光很新鮮。他隨口問：“這是什么材料的？”工作人員解釋：“塑料上面鍍了一層銀。”這種看似平常的提問，透露出他的好奇心并未因年齡增長而減退，對新技術、新事物依舊保持興趣。

簡單交流之后，一行人又走進激光視盤生產車間。得知鄧小平前來視察，許多職工站在過道兩側鼓掌歡迎。他看著這一群年輕面孔，轉頭問：“這些人年齡有多大？”葉華明答：“大多數是二十五歲到三十歲，由全國各地招聘而來，大部分是科技人員。”鄧小平聽后很高興，說：“很好，高科技項目要讓年輕人干，希望在青年人身上。”

這句話，既是鼓勵，也是提醒。高科技產業要有年輕人的沖勁和學習能力，老一輩可以把方向指清楚，具體怎么往前推，還得靠這一代技術骨干。

走到一處生產工位，他看到兩名女工正在擦拭激光視盤，便走過去問：“你們是什么地方的人吶？”兩人略顯緊張，忙站起身來回答：“汕頭人。”鄧小平笑了笑，說：“我一看就知道你們是廣東人。”氣氛一下子輕松不少。

在參觀過程中，他還特意詢問公司的生產目標。葉華明介紹：“今年要生產50萬張激光視盤，250部激光視盤電影，國產片和外國片一樣多，其中還有科教片和一部分卡拉OK。總產值可達3億多元，利潤8000萬元。”鄧小平點頭稱贊：“很好。希望你們能努力實現這個目標。”

值得一提的是，他還問到一個關節處的問題：“版權如何解決？”對當時不少單位而言，版權意識并不強，復制國外影視作品時存在諸多模糊地帶。先科方面回答：“向國外的影視公司購買版權。”鄧小平聽后連聲說好，并叮囑：“一定要按國際規則辦事。”這一點顯得格外重要。搞經濟開放，不僅要引進資金、技術、設備，更要學會遵守國際規則，這樣企業才能真正走出去。

視察結束時，葉華明代表先科，贈送了十張激光唱片給鄧小平，內容多為革命歌曲和傳統戲曲。鄧小平翻看之后，略帶遺憾地說，沒有看到家鄉的川劇。消息傳出后，葉華明立刻安排人趕制幾張川劇光盤專門送去。這件小事，從細節上體現出他對長輩的尊重，也折射出企業反應迅速、執行力強的特點。

自1992年南巡期間鄧小平視察先科之后，國內外不少領導人訪問深圳時，往往會把先科列為重要一站。前聯合國秘書長加利以及十余個國家的領導人都曾到先科參觀，對這一家在特區土壤中成長起來的高科技企業留下深刻印象。可以說，在那個年代，先科不僅是一家公司，更成了改革開放的一枚標志。

三、“你們要搞快一點”：特區經驗與改革信號

除了國貿大廈和先科激光公司，此次深圳之行，鄧小平還去了幾個看似“輕松”卻很有代表性的地方。1992年1月21日，在省、市負責同志陪同下，他前往民俗文化村和“錦繡中華”微縮景區參觀。那里集中展示了全國各地的名勝古跡和民俗風情，頗具象征意味——一座改革前沿城市，用這樣的方式把中國歷史文化“縮影”展現在游客面前，既有文化味，也顯出開放氣質。

參觀途中，他一路看一路聊，對深圳的新面貌頗有感觸。在回程途中，又提到一個長期掛在心上的問題——共同富裕。他強調，有些地區條件好，可以先發展起來；有些地區基礎薄，發展會慢一些。但前者要帶動后者，最后要實現共同富裕。這種思路，在當時給不少干部吃了一顆“定心丸”：特區不是為了“單獨富”，而是肩負示范和帶動的任務。

22日，他又到仙湖植物園參觀。那天，楊尚昆也在園內等候，他是1月21日抵達深圳視察的，前后腳到了特區。兩位在革命戰爭年代就并肩戰斗的老同志，一邊聽技術人員介紹各類植物的特性，一邊交流對改革開放的看法。這個場景，很有時代意味：曾經在戰火中指揮千軍萬馬的指揮員，現在在一片綠意蔥蘢中思考的是經濟結構、發展速度、科技水平。

下午，鄧小平在會見省委、市委領導干部時，談話更為直接。他指出，改革開放得下更大的決心，膽子要更大一些，要敢于試驗，不能縮手縮腳。他形象地說，不要像“小腳女人”那樣一步三挪，而要“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隨后他又補充：“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這段話，后來廣為傳誦，對各地推動改革開放起到強烈的鼓舞作用。

1月23日，在廣東省委領導陪同下，鄧小平離開深圳，前往珠江口另一側的經濟特區。臨行前，和送行的干部一一握手，氣氛既莊重又略顯依依不舍。一路上，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向他匯報深圳未來的規劃和設想：產業升級、基礎設施、城市管理，一項項說得很具體。鄧小平聽完，簡單明了地表示支持：“我都贊成，大膽地干。每年領導層要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不斷總結經驗，至少不會犯大錯誤。”

車到碼頭，他下車后步履仍然有力，身邊工作人員還提醒注意臺階。他走出幾步，忽然停下，回頭對李灝說了一句頗為關鍵的話：“你們要搞快一點。”這七個字，既是對深圳的期望，也是對整個改革開放進程的催促。

對深圳來說，這次視察的意義遠遠超過一次一般性的調研。短短幾天的行程里，國貿大廈代表的是城市建設速度和現代化高度，先科激光公司代表的是高科技產業和體制創新能力，民俗文化村、錦繡中華和仙湖植物園則呈現出文化與生態層面的面貌。通過這些不同側面的觀察，鄧小平形成了一個判斷：深圳這條路走得通，而且應該走得更快、更穩、更遠。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先科問到的“版權”問題，在國貿大廈強調的“多干實事，少說空話”，在干部會議上反復提到的“敢闖、敢試”，看似分散，內里卻有一條相通的線索——改革不僅要有速度，要有實績，還要有規則意識和風險意識。如果只圖一時熱鬧而忽視制度建設，發展很難長久。

那次南下，從時間上看，是在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的關鍵節點；從空間上看，沿線選擇的城市，幾乎都是開放程度較高的沿海地區；從內容上看，談話涉及經濟、思想路線、干部作風、發展戰略等多方面。在這條線路中，深圳無疑占據了一個非常醒目的位置。

回到那句開頭提到的問題，“你是老二，還是老四”，看似只是一次久別重逢時的隨口一問，卻把幾十年的革命情誼和新時期的改革事業串到了一起。一邊是葉挺這位開國軍事家的犧牲與家國牽掛，一邊是葉華明在先科激光公司里對高科技產業的堅持和探索，兩代人的命運在1992年深圳的一個上午交匯在一起。這種交匯，本身就是那段歷史中頗具象征意味的一幕。

南巡結束后，深圳繼續按下“加速鍵”，特區的經驗在更大范圍內被借鑒推廣。一座從邊陲小鎮成長起來的城市，逐漸承擔起更重要的角色。而在許多老一輩革命者心里，深圳不僅是一片陸地、一組數據，更是一塊“試驗田”、一盞示意燈。它曾是一塊被“圈”出來的地方，也是一個被寄予厚望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