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勝利后，高市連續對中俄“出招”，不到24小時，韓國代表進京

剛剛在2026年2月9日清晨穩坐首相寶座的高市早苗，沒有任何“過渡期”的客套，而是選擇用一連串高調表態，對中俄同時“出拳”。

更令人側目的，是韓國總統李在明幾乎在同步時刻派出樸星柱火速抵達北京，在尚未大張旗鼓的亞太對峙局勢中，“搶跑”進行溝通對接，態度之急，顯露不少信號。

中、日、俄、韓，這四方的動作，幾乎在一晝夜之內展開，讓人不得不重新審視亞太格局下的敏感神經，以及未來圍繞中美日俄的外交棋盤，是否已悄然掀起新一輪洗牌。

日本政壇一夜翻轉，女首相手中握著什么？

用政治地震來形容此次日本國會眾議院選舉，并不過分。2026年2月8日晚票箱清點后，自民黨連同盟友日本維新會，共聯手拿下352個席位，占據了整個下院超過三分之二的絕對優勢，從政黨格局角度看，這幾乎意味著日本進入“憲法可動期”。

高市早苗憑此成為戰后日本歷史上首位以硬實力上位的女首相。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選舉在短短16天內完成從解散到投票的全過程，刷新了日本戰后議會政治的新紀錄。

這種“閃電戰”背后，是執政聯盟對民意走向的精準把控，也是一種政治實驗。

在當前日本經濟債務已達GDP 238%的沉重壓力下，政治界對外資與外部安全議題的關注度空前上升，高市深知，任何猶豫都可能被視為軟弱。

所以，高市沒有等媒體鋪開專題，也沒有先前奏后實施的官僚節奏，而是搶在2月9日福建的陽光照進東京之前，連續釋放外交信號：一手揮向俄羅斯，要求重啟北方四島談判，一手對中國表態，要“捍衛國家利益”，同時宣布3月即將訪美，強化與特朗普政府的戰略聯盟。

對中疏遠，對俄強硬，這是自安倍進入政界以來右翼慣用的政治操作，但高市的做法更為直接和技術化。

她沒有使用模糊話術，而是讓自己的親信鈴木宗男出面，向莫斯科喊話；她沒有用傳統禮節來維穩中日關系，而是直接在軍演計劃上加碼。

九州將部署新一批F-35B隱身戰斗機，并推動與澳大利亞與菲律賓的聯合軍演。從趨勢看，日本正從“模糊戰略”加速轉向一場明確而長期的地區軍事存在布局。

高市在對華措辭中使用了“基于國家利益冷靜應對”的表態，看上去克制，但通讀日媒分析與自民黨高層的后續采訪，基本可以明確，這是將“外交降溫”外殼下的現實結盟行為。

這個所謂“冷靜”，是不參與熱戰，但重裝部署；是一邊對話不拒，一邊軍演不斷；是一邊講合作的必要性，一邊重新設定武裝前沿。

可以看出，在特朗普連任后的戰略邏輯中，日本再次被視為印太戰略的核心支點。

像F-35B這種短距起降的戰機，本身就是配合海上活動范圍擴張使用，而這些軍備部署恰恰設置在本州與沖繩之間的敏感地帶，耐人尋味。

美國滿足于日本為其擴大影響范圍，日本則意圖借助美國鞏固自己修憲后的“準軍事力量”轉型。

看似是策略選擇，實際是聯盟綁定。換句話說，日本在對華關系上可能不會走向過激，但也早已做好不上談判桌的準備。

俄羅斯的警戒反應也已到位。自2025年以來，莫斯科已對東京采取多項制裁措施。日本官員被列入禁入名單，遠東方向的戰略演習也明顯趨于實戰模擬。如今高市借“北方領土日”公開要求俄方重啟和平條約和領土談判，也注定無法得到短期內的積極回應，甚至會引發更激烈的俄日對抗。

在這樣雙邊同時壓迫的節奏下，真正敏感的國家，其實是夾在中間的韓國。

韓國的反應處處透露出戰略的焦慮，2026年2月9日，與高市發布對華對俄言論幾乎同步，韓國總統李在明低調但迅速地派出特使樸星柱飛抵北京。

公開身份是“國家偵查本部長”，合作主題是打擊電信詐騙、落實跨國逃犯追捕機制。但從外交層面看，這是一次典型的“防風險性溝通”行為。

尤其是在高市將印太合作走向“準陣營化”的當下，韓國的這次訪華更像是在主動打開與中方溝通窗口、確保自身不被卷入中日對抗的前沿地帶。

反映在實際利益上，韓國的核心不是軍事，而是經濟。

2024年中韓貿易額超過3100億美元，中國依然是韓國最大貿易市場。芯片、汽車、化工，這些產業背后，都有大量中日韓的產業弧線。一旦日本在中美之間過度“押邊”，韓國的政策選擇空間將極端收窄。

所以韓國政府這幾年對外事務的處理明顯調整了節奏。與其在政治層面跟隨美日給自己設立戰略“標簽”，不如在經濟和低敏感外交事宜上穩住合作架構，用“務實”來爭取靈活度。

本次樸星柱的北京之行，不僅是一次例行執法合作安排，它更像是在替10月的APEC峰會“熱身”，為中韓高層接觸創造必要氣氛。

高市的勝選只是開始，新一輪區域焦灼即將展開

短期看，日本在高市的領導下，將試圖以最快速度推動憲法第九條的修改，這不僅會重新定義自衛隊的角色，也會撬動整個東亞安全結構。

一旦日本憲政改變為允許“集體自衛權”長期存在，不僅中國會保持戰略警覺，韓國其實也將深陷兩難。畢竟曾經的歷史紛爭尚未完全撫平，日本國內右翼組織和教育政策中的激進表達也屢次成為地區矛盾的導火索。

在此基礎上，美國新一屆政府延續其“盟友再武裝”戰略，本質上是希望將盟友軍費自負、安全責任本地化。

日本的修憲目標和軍演協議，其實是對這一整體戰略的回應。但這樣做最終會不會讓整個亞太地區更穩定？未必。

畢竟經濟轉型、債務危機都需要時間解決，但安全對抗一旦升級，很難“一鍵撤回”。

從中國的角度來說，維護地區和平是現實利益使然，中國對日本的表態保持警惕但克制，反映了大國在復雜格局下的戰略定力。

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早在2月9日已明確呼吁日方回歸四個中日政治文件的基礎，停止風險激化行為。

外交不是單向施壓，經濟也不是零和博弈。當前地區的穩定是看誰能用歷史責任與長線邏輯去避免誤判，日本若一味在美日同盟中扮演挑頭角色，最終可能又回到被流放責任的一角。

而韓國，也許正是意識到這一點，選擇與中國牽起合理而穩健的溝通通道。

中韓關系的穩定，將成為接下來亞太地區最值得觀察也是最具潛力的緩沖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