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彎腰撿起那粒被踩碎的米飯

2017年秋，平壤高麗飯店宴會廳。

李貞淑站在水晶吊燈下，背脊挺得筆直——這是導游培訓的第一課：儀態代表國家尊嚴。她面前的長桌上，擺著外事部門特批的“國賓宴”：銅碗飯、九折板、烤鴨肉、人參雞湯。在她身后服務的三個朝鮮服務員，在給中國游客上烤明太魚時，喉結都動了動。

“這魚太咸了。”主桌戴金鏈的中年男人皺皺眉，把只吃了一筷子的魚推到桌邊。銀質盤子邊緣碰撞，發出清脆的響聲。

貞淑的微笑僵在臉上。這條明太魚需要特別供應批文，相當于普通家庭一個月的肉食配額。她想起昨晚弟弟的晚餐：半碗米飯，一碟泡菜，幾片腌蘿卜。

“各位，這道菜是我們的傳統美食。”她聽見自己用訓練過無數次的聲音說，“明太魚富含蛋白質……”

話沒說完，另一個游客已經轉向服務員：“有老干媽嗎？這菜沒味兒。”

老干媽。貞淑知道這個詞。去年有個中國游客送了她一小瓶，她藏在宿舍柜子最深處，只在特別想家時用筷子尖蘸一點點。那瓶辣醬吃了八個月，最后連瓶壁都刮干凈了。

而現在，這些人要把它當普通調料，隨意澆在國宴上。

行程第三天去妙香山，旅行社安排了便當。貞淑負責分發——每個中國游客一盒：白米飯、煎蛋、兩片午餐肉、泡菜。標準配置，在朝鮮已是上等待遇。

大巴停在休息區。中國游客們下車活動，便當盒隨意放在座位上。貞淑在過道里緩慢走動，假裝檢查衛生，眼睛卻盯著那些飯盒。

第三排靠窗的位置，米飯剩了大半，午餐肉只咬了一口。第五排，煎蛋被挑出來放在蓋子上，蛋黃已經凝固。第七排，整個便當幾乎沒動，游客說“沒食欲”。

貞淑的胃開始抽搐。不是餓，是憤怒——對這些浪費的憤怒，也是對不得不目睹這些浪費的自己憤怒。她想起母親的話：“一粒米養活一個人。”在1990年代“苦難行軍”時期，母親靠每天150克玉米配給活了下來，把省下的口糧喂給當時還是嬰兒的她。

而現在，這些被隨意丟棄的米飯，夠救活多少嬰兒？

回程時，貞淑最后一個上車。她提著黑色垃圾袋，緩慢地收集每個座位上的便當盒。手指碰到那些剩飯時，她感到一種灼燒般的羞恥。

在車廂最后一排的角落，她停下腳步。地板上散落著幾粒米飯，可能是誰打開飯盒時掉落的。其中一粒被踩扁了，粘在陳舊的地毯纖維上。

貞淑蹲下身，用指甲小心地摳起那粒米飯。已經扁了，沾著灰塵，但依然是米。她環顧四周——游客們在睡覺，司機看著前方——迅速把那粒米放進嘴里。

咸的。混著地毯的灰塵味，和某種說不清的苦澀。

羊角島飯店的垃圾桶

晚上自由活動，中國游客們聚在某個房間打牌。貞淑作為導游必須在場，盡管她聽不懂那些關于“賭注”的笑話。

桌上堆滿零食：薯片、巧克力、牛肉干，還有幾包拆開只吃了一半的餅干。凌晨兩點散場時，戴金鏈的男人揮手：“李導，這些都扔了吧，吃不完。”

那聲“扔了吧”說得那么輕巧，像在說“關燈吧”。

貞淑提著裝滿零食的垃圾袋走向后廚通道。走廊盡頭的垃圾桶旁，她停下腳步。

她應該直接把袋子扔進去。這是規定——涉外酒店的垃圾必須集中處理，防止“不潔物品”外流。

但她的手停在半空。

最終，她打開垃圾袋。薯片碎成小塊，但還能吃。巧克力融化又凝固，形狀古怪，但撕開包裝，里面還是甜的。牛肉干真空包裝，完好無損。餅干只是受潮了，掰開，內層還是脆的。

她把能救的食物一樣樣揀出來，裝進隨身帶的布包。布料很快被油漬浸出深色斑點，像一塊塊羞恥的烙印。

回到宿舍已是凌晨三點。同屋的導游睡得正熟。貞淑在公共洗手間最里面的隔間，打開水龍頭讓水嘩嘩流，然后從布包里掏出那些“垃圾”。

她吃了一塊受潮的餅干。甜，太甜了，甜得發膩。她想起小時候第一次吃糖，是父親從中國丹東帶回的一顆水果糖，她舔了整整三天。

現在，她把一整塊餅干塞進嘴里，嚼得很快，像做賊。

最后的早餐

行程最后一天早餐，餐廳發生了“雞蛋事件”。

按照標準，外賓早餐每人一個煎蛋。但戴金鏈的男人要求：“再給我三個，我愛吃雞蛋。”

服務員看向貞淑，眼神求助——雞蛋是限量配給的，多給一個都需要經理特批。

“先生，我們的規定是……”貞淑話沒說完。

男人掏出錢包，抽出十美元拍在桌上：“一個雞蛋一美元，夠不夠？”

十美元。在平壤黑市可以換到五斤豬肉，或者二十斤大米，或者弟弟那件渴望已久的中國產羽絨服。

餐廳經理不知何時出現在身后。他彎腰拾起那張美鈔，微笑說：“馬上為您準備。”

三個煎蛋很快送上來，煎得金黃，邊緣微焦，是貞淑見過最完美的煎蛋。男人吃了兩口，放下筷子：“油太多了，膩。”

那三個幾乎完整的煎蛋，連同十美元買來的特權，一起留在白瓷盤里，漸漸變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