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曾投出關鍵一票，晚年請求分配工作，毛主席是什么態度？

1935年1月的遵義城，一個腹部插著彈片的年輕人躺在藤椅上，舉起了手。這一票，改寫了中國革命的走向。

37年后，病重的他給中央寫信：我還能工作幾小時。毛澤東看完信，說了八個字。

1906年，安徽涇縣一戶小地主家里添了個兒子，取名嘉祥。誰也沒想到，這個孩子日后會在中國革命最危急的關頭，投出那關鍵一票。

王稼祥七歲進私塾，成績拔尖。1924年在蕪湖圣雅各中學讀書時，他干了件大事——組織學生反對強制學習圣經和祈禱。學校一怒之下把他開除了。

被開除反倒成了轉機。1925年9月，王稼祥轉入上海大學附中，接觸到共產主義思想，加入了共青團。僅僅兩個月后，19歲的他就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

1930年3月，24歲的王稼祥回國。組織把他分到中央宣傳部當干事，還讓他主編《實話報》和《紅旗報》。一個留洋回來的理論家，前途一片光明。

但真正的考驗還在后面。

1931年3月，王稼祥作為中央代表團成員到達江西中央蘇區。他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兩人一見如故。

那時候的蘇區，爭論很激烈。打仗該怎么打？要不要誘敵深入？王稼祥剛開始拿著蘇聯那套理論跟毛澤東辯論，辯著辯著，他發現不對勁——毛澤東說的那些土辦法，反倒是最管用的。

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召開。會上要撤毛澤東的軍權，王稼祥當場反對，主張毛澤東必須留在前線。但他人微言輕，毛澤東還是被解除了紅軍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的職務。

被排擠的毛澤東處境很慘。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王稼祥卻沒疏遠他，反而走得更近了。

1933年4月27日，江西樂安縣谷崗村。王稼祥和周恩來等人正在紅一方面軍總部開會，突然傳來飛機的轟鳴聲。

炸彈落下來了。

王稼祥躲閃不及，彈片直接打穿了他的腹部。衛生員趕緊搶救，但條件太差，沒有麻藥。他們把王稼祥綁在門板上，拿手術刀硬生生掏了八個小時。

醫生說活不成了。王稼祥硬是挺了過來。但彈片取不出來，那塊冰冷的金屬就這么留在他體內，一待就是41年，直到他去世。

傷勢剛穩定，他又投入工作。腹部插著管子，疼起來就咬牙，從不喊疼。戰士們私下里叫他"紅軍關公"，說他這勁頭跟關羽刮骨療毒有得一拼。

1934年10月，長征開始。博古他們本來想把王稼祥和毛澤東都留下——一個是重傷員，一個身體不好。毛澤東得知消息，立刻站出來為王稼祥爭辯：他是軍委副主席和總政治部主任，必須隨軍行動！

就這樣，兩個"病號"一起上了長征路。

湘江戰役打完，紅軍從8.6萬人銳減到3萬人。隊伍里彌漫著絕望的情緒，再這么打下去，非全軍覆沒不可。

王稼祥躺在擔架上，腹部的彈片每顛簸一下都鉆心地疼。毛澤東也在擔架上，瘧疾剛好，身體虛弱得很。兩副擔架經常碰在一起，兩個人就著馬燈徹夜長談。

"博古、李德這套打法不行，"王稼祥捂著肚子說，"必須讓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

毛澤東搖搖頭："只有我們兩個人呀，開得起來嗎？"

"一定要開，我去做思想工作，一定要把李德轟下來！"王稼祥說這話時，額頭上都是冷汗。

白天行軍，王稼祥忍著疼找張聞天聊天。晚上宿營，他拖著傷腿去朱德的帳篷串門。有次找周恩來談，疼得實在站不住，就靠在樹樁上把話說完。

就這樣，一個反對博古、李德錯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團"悄悄形成了。

12月12日，通道會議。王稼祥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的主張，紅軍改向貴州進軍。

12月18日，黎平會議。爭論更激烈了，李德暴跳如雷，但王稼祥始終站在毛澤東一邊。周恩來也支持，會議最終通過了毛澤東的方案。

1935年1月7日，紅軍占領遵義。城里難得有幾天休整時間，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條件成熟了。

1月15日下午，遵義老城枇杷橋，一場決定中國革命命運的會議開始了。到會20人，除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的主要負責人。

博古先作報告，把失敗歸咎于敵強我弱，滿嘴客觀原因。周恩來接著作副報告，直指軍事指揮的錯誤，主動承擔責任。

張聞天站起來，一針見血批判博古、李德的錯誤，這個"反報告"說出了大多數人的心聲。

毛澤東開始長篇發言，系統分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教訓。

會場上氣氛緊張到了極點。

就在這時，王稼祥掙扎著從藤椅上撐起身子。周恩來特意給他安排了藤椅，但他還是要站起來說話。

"我完全同意毛澤東同志的發言！"

他一手緊捂著腹部的傷口，一手指著在座的人："第五次反'圍剿'之所以失敗，主要原因在于我們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李德同志在博古同志的支持下，一再拒絕毛澤東等同志的正確意見，甚至拋開軍委集體領導，進行完全脫離實際的瞎指揮。"

他停頓了一下，額頭上滲出冷汗，但聲音更加堅定："為了扭轉當前不利局勢，提議請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紅軍部隊！"

這是第一個旗幟鮮明支持毛澤東的發言。

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陳云相繼表態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得到了絕大多數與會同志的完全同意。

會議開了三天。最后決定：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王稼祥也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3月12日，政治局會議決定，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三人團"，負責軍事指揮。

多年后毛澤東說："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沒有他不行，他投了關鍵的一票。"

遵義會議后，王稼祥的命運和中國革命緊緊綁在了一起。

1937年，他去蘇聯治傷，順便當上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他積極向斯大林介紹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最終促使共產國際通過了"要以毛澤東為首"的決議。

1938年7月回國，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從此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的核心領導地位。

他寫道："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新中國成立后，王稼祥成為首任駐蘇聯大使。1949年12月，他在莫斯科迎接毛澤東訪蘇，參與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這是新中國第一個重大外交成果，王稼祥功不可沒。

1951年起，他長期擔任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成為新中國外交事業的開拓者之一。

但1962年，風向變了。

大躍進造成的饑荒還在繼續，老百姓餓死的消息不斷傳來。王稼祥坐不住了，他給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信，提出對外援助應該"實事求是，量力而行"，不要四面樹敵。

這封信送到毛澤東手里。毛澤東掰著指頭說：這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各國反動派要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這是"三和一少"。

王稼祥被撤銷職務，靠邊站了。

1968年4月，他被宣布隔離審查。

1969年10月，被下放河南信陽。

1970年冬天，王稼祥肺炎發作，生命垂危。信陽地委給毛澤東發電報，毛澤東批準他回京治療。

1972年端午節前夕，王稼祥夫婦去看望朱德。朱老總說："毛主席沒有忘記你，我們都認為你是有功勞的，是在關鍵時刻立了大功的，你會很快被重新分配工作的。"

王稼祥聽懂了。回去后，他給中央寫了封信，除了自我批評，還表達了重新工作的愿望。信中寫道：

"我雖長期有病，聽力又很差，但我腦力每天還能使用幾個小時，閱讀能力還有一些。解放后，我搞了一個時期的外事工作，能否分配給我一點外事調查研究的工作？"

信轉到毛澤東手里。

毛澤東看完，對周恩來說了一段話：

"王稼祥同志寫了份報告給我，這樣的老干部只講過，不講功，很難得，應該很快讓他出來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條主義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他投了關鍵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過。"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王稼祥當選為中央委員。他被安排進入負責外事工作的領導班子，協助周恩來工作。

1974年1月24日晚，蕭勁光來看望他，說江青已經到海軍發動"批林批孔"運動了。王稼祥聽完，心情沉重，他知道這場運動的矛頭指向周恩來。

當天深夜，他心臟病發作。

1月25日凌晨，王稼祥去世，終年68歲。

1月30日，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追悼會上，毛澤東和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都送了花圈。

那塊1933年嵌入他體內的彈片，陪伴了他41年，見證了他為中國革命投出的那關鍵一票，也見證了他生命最后的請求。

1979年3月，中共中央宣布為王稼祥平反，恢復黨內榮譽。

歷史終于還他一個公道。但那個在遵義會議上強撐著站起來發言的身影，那個在病床上還惦記著工作的老人，已經永遠定格在了1974年那個寒冷的冬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