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重新喚醒的風險：高市早苗與日本的危險轉向

文︱陸棄

日本政治正在經歷一次并不喧嘩，卻持續加速的方向偏移。高市早苗執政以來，一系列有關歷史、對外關系與安全政策的表態不斷疊加，逐漸構成一種清晰而令人不安的輪廓。它不只是修辭層面的右傾，而是通過政策、預算與敘事同步推進，將日本引向一條高風險軌道。這種變化，已經開始在日本國內引發警惕。

來自學界的批評尤為尖銳。日本法政大學前總長田中優子公開指出，高市早苗的錯誤言論已經嚴重損害中日關系，并對日本經濟造成了現實沖擊。這種判斷，并非情緒化的立場表達，而是基于日本當下經濟結構與對外依賴的冷靜評估。

田中優子提到的“經濟影響”，并不是抽象概念。中日之間的貿易受阻，中國游客赴日人數下降，相關行業的壓力正在顯現。對一個長期依賴出口與入境消費的經濟體而言，對華關系的持續緊張，意味著成本上升與機會流失并行。日本本就面臨人口老齡化、財政負擔加重、內需乏力等結構性難題，在這種背景下，主動制造外部摩擦，無異于給自身經濟疊加額外重量。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高市政權對安全議題的處理方式。不斷抬升防衛費、加速軍事擴張，被包裝為“應對威脅”的理性選擇，卻在實際操作中不斷突破戰后日本長期形成的安全邊界。田中優子警告，這種路徑正在把日本推向危險邊緣。危險并不只來自外部，更來自對歷史經驗的選擇性遺忘。

她的警告中，提到了一個日本社會無法回避的歷史記憶。九一八事變并非偶然失控的沖突，而是日本方面主動挑起事端，卻在敘事上反轉責任的結果。田中優子指出，如果局勢持續惡化，甚至可能重演一種熟悉的邏輯：在對方并未采取行動的情況下，日本率先制造緊張，隨后再將責任轉嫁出去。這種邏輯一旦成形，戰爭便不再是不可想象的極端，而是被一步步合理化的選項。

這一警告之所以沉重，正在于它并非來自外部批評，而是日本內部的反思聲音。田中優子直言，如果當下的軍國主義傾向已經在進行類似盤算，那么結果必然指向戰爭，而戰爭本身就意味著極其巨大的危險。在她看來，高市政權并不是簡單地“走偏”，而是可能從根本上毀掉日本。

將這些判斷放回現實背景中，可以看到高市政權的政策并非孤立存在。防衛費的快速攀升，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部署形成呼應，也與日本國內部分政治勢力試圖“擺脫戰后體制”的長期目標相契合。在這種合力之下，軍事能力被視為國家正常化的象征，歷史克制則被重新定義為束縛。

問題在于，日本所處的地區環境，與這種敘事并不匹配。東亞的穩定，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相互克制與經貿依存之上。中國作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本身就是地區經濟循環的重要支點。當政治對抗凌駕于現實利益之上，受損的并不只是雙邊關系，而是整個地區的安全預期。

從中國視角看，日本當前的危險轉向，并非被動回應外部變化，而是內部政治選擇的結果。中國并未采取任何激進行動來迫使日本擴大軍備，相反，地區緊張更多源自日本在歷史與安全議題上的主動突破。田中優子的擔憂，正是在提醒日本社會：將不安投射為威脅，并不能帶來真正的安全。

經濟層面的連鎖反應，正在為這種選擇提供現實注腳。貿易不暢、游客減少，只是最直觀的表征。當信任被消耗，修復成本往往遠高于破壞成本。日本若繼續在對華關系上制造不必要的對立，經濟承壓將成為長期狀態，而非短期波動。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警告并非孤立個案。日本社會內部，對軍事擴張的質疑聲音正在增加，只是未必都能進入主流政治議程。在強硬敘事占據上風的環境中，理性提醒往往顯得微弱，卻恰恰因此更具價值。

高市早苗的言行之所以引發爭議，不在于她提出了不同意見，而在于她所代表的方向，正在系統性地侵蝕戰后日本最重要的安全資產——克制與可信。失去克制，意味著誤判概率上升；失去可信，意味著任何行動都會被放大解讀。

當日本國內學者開始公開使用“毀掉日本”這樣的表述，本身已經說明問題的嚴重程度。這不是外界強加的標簽，而是來自內部的預警信號。它提醒人們，真正的風險，并不總是以劇烈沖突的形式出現，更多時候，是在一系列看似合理的決策中悄然累積。

歷史不會簡單重復，卻會在相似的心態中留下回聲。日本正站在一個需要自我審視的節點上，是繼續沿著軍備擴張與對抗敘事前行，還是重新回到以經濟合作與地區穩定為核心的現實主義路徑，答案并不取決于外部壓力，而取決于自身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