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權女兒報考哈軍工，政審時被刷了下來，陳賡：不該填你二伯名字

“傻孩子，怎么還把你二伯的名字填上了？”面對前來求助的小姑娘，陳賡大將忍不住笑著說。這個“傻孩子”不是旁人，正是左權的女兒左太北。

按說，這樣的身份不說“光宗耀祖”，但肯定是光榮的，誰知道，就在她考大學的時候，卻因為政審不通過被刷了下來。這是怎么回事呢？這位“二伯”又是誰？

1940年春天，太行山脈還裹在沒散盡的寒氣里。八路軍總部的臨時病房外，哨兵的腳步聲輕得像落在草葉上的露珠，病房里一聲嬰兒的啼哭卻格外清亮，把這年春天的晨光都揉得暖了些。

劉志蘭躺在床上，臉色還蒼白著，眼睛卻緊緊盯著襁褓里的小家伙。守在床頭的浦安修搓著手，熬了半宿的眼睛里滿是笑意：“可算等你安全了，這丫頭哭聲這么亮，將來準是個結實的。”

等確認產婦和孩子都安穩了，浦安修才急急忙忙往彭老總的小屋跑，推開門就拽著他往外走：“快！老劉生了，是個姑娘，你快去看看！”

彭老總手里的文件還沒疊好，一聽這話立馬扔在桌上，大步往病房趕，那著急的樣子，倒比當爹的還上心。湊到襁褓邊看了兩眼，他摸著下巴琢磨：“生在太行北邊，就叫‘太北’吧，左太北，這名兒實在。”

那會兒誰也沒想到，這個叫左太北的姑娘，往后的人生會和這片山脈、和身邊這些人，纏得這么深。

太北的父親，是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

她出生這年，左權和劉志蘭結婚剛滿一年，這門親事還是朱德總司令親自說和的。去年春天，總部里辦婚事的時候特別簡單，劉志蘭圍著條淡藍色的圍巾，左權穿著洗得發白的軍裝，席間兩人對視著笑了笑，沒說什么山盟海誓，卻比啥都實在。

只是那會兒戰事緊，左權總在前線跑，夫妻倆聚少離多，太北出生，算是給這段聚散不定的日子，添了塊暖乎乎的牽掛。

左權不是個會說軟話的人，但對太北格外細心。只要能回總部，他準會先去抱孩子，笨手笨腳地學給孩子穿衣，用溫熱的毛巾給小家伙擦手，夜里太北哭鬧，他就蹲在搖籃邊，壓低聲音哼著不成調的曲子哄睡。

劉志蘭不會帶孩子孩子，左權就一邊教她怎么沖米糊，一邊還得盯著桌上的軍務地圖，有時候剛把孩子哄睡，前線的電報來了，又得立馬往指揮部趕。

那會兒根據地物資緊，連塊像樣的布料都難找，左權卻總能變出些“小驚喜”，要么是從老鄉那換的幾顆紅棗，要么是自己攢下的一塊糖，剝開了塞給劉志蘭，再逗逗小太北。

有了太北，總部的空氣都好像松快了些，有時候戰士們路過左權的住處，聽見屋里孩子的笑聲，都忍不住多站會兒。

可這樣幸福的日子并沒有持續多久。

1940年，百團大戰要開打了，總部得往安全的地方轉移，一家三口不得不分開。臨走前，左權特意找了個相機師，在山坡上拍了張全家福。太北才幾個月大，被爸媽一左一右摟著，眼神還懵懂著，不知道這是他們一家三口唯一的合影。

分手的時候，劉志蘭抱著孩子，眼圈紅紅的，左權并沒有說什么甜言蜜語，只反復叮囑：“路上小心，照顧好太北，等打完仗我就找你們。”話剛說完，就轉身往隊伍里走，沒回頭，但誰都能看出來，他其實心里比誰都舍不得。

往后的日子，左權的信一封封地寄到延安，沒什么大道理，全是瑣碎的惦記：“山里冷了，給太北多裹件衣裳”“她要是鬧著要吃的，別總給硬饃，找老鄉換點軟粥”。

十幾封信，每一封都不算長，卻字字都裹著牽掛。只是劉志蘭最終還是沒等到他回來，1942 年5月，日軍調集三萬兵力轟炸太行山區，左權在十字嶺突圍的時候，為了掩護大部隊，被炮彈擊中，犧牲時才37歲。

那會兒太北還不到2歲，連“爸爸”都沒喊過。劉志蘭抱著孩子在延安的窯洞里，好幾天沒說話，后來有人說，夜里總聽見她對著太北的搖籃小聲哭。

小太北的童年，是在延安保育院度過的，院里的孩子大多和她一樣，爸媽在前線打仗。她最早對“爸爸”的印象，是從別人的嘴里聽來的，保育員阿姨說：“你爸爸是英雄，是為了打鬼子犧牲的。”可“英雄”是什么，她那時候還不懂。

等太北大點了，劉志蘭要忙工作，就把她寄養在彭老總家。

彭伯伯不像左權那樣會哄孩子，卻格外疼她。每天晚飯時，總會問她在學校的功課，要是太北說哪道題不會，他就放下筷子，拿張紙給她畫圖講解；浦安修阿姨則總把家里的好吃的留給她，冬天里會把太北的小手揣進自己的棉襖口袋里暖著。

左太北在彭家待了好幾年，從沒覺得自己是“寄人籬下”，反而覺得這里就是自己的家。

1949年進北京后，太北去了八一小學讀書。學校里的孩子大多有特殊的家庭背景，有董必武的子女，也有毛主席的孩子，但老師們從不提這些，只要求大家“和普通孩子一樣”。

有一次上歷史課，老師問“百團大戰里犧牲的高級將領是誰”，太北舉手回答“左權將軍”，全班同學的目光都齊刷刷地落在她身上，那眼神里有好奇，也有敬畏，讓她很不自在。

下課后教導主任找她談話：“以后回答問題，不用特意提親屬關系，你和其他同學一樣。”太北那時候才明白，父親的“光環”，有時候也是一種負擔。

從那以后，太北就學著低調，從不主動提自己的身世，連和同學玩的時候，也盡量不聊家里的事。她穿的衣服都是打補丁的，書包用了好幾年也不換，別人問起，她就說“還能用，不用買新的”。

這種“不搞特殊”的習慣，一直跟著她長大。

1960年，左太北要考大學了，她心里只有一個目標：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也就是后來人常說的“哈軍工”。

那時候哈軍工是新中國最頂尖的軍事院校，能進去的都是尖子生，太北為了考試，每天熬到后半夜，書本都翻得卷了邊。成績出來的時候，她高興得蹦起來，專業課和文化課都名列前茅，可沒等她高興多久，政審卻出了問題。

政審的工作人員拿著她的檔案，皺著眉頭說：“你伯父左棠是國民黨少將，這不符合《軍校政審條例》。”太北一下子就懵了，她根本沒見過左棠，只聽母親說過，這位二伯早年和父親一起讀過黃埔軍校，后來卻走了不同的路，留在了國民黨軍隊，1949年就病故了。

填表的時候，母親叮囑她“要如實寫，不能隱瞞”，她就老老實實地把左棠的名字填了上去，沒想到這卻成了求學路上的“絆腳石”。

太北急得睡不著覺，跑到彭老總家訴苦。彭伯伯聽完，嘆了口氣：“孩子，這事我不好直接干預，你去找陳賡叔叔吧，他是哈軍工的院長，也是你爸爸的老戰友，或許能幫上忙。”

太北聽了這話，立馬就去了北京協和醫院，那時候陳賡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正在住院。推開病房門的時候，陳賡正半躺在床上看文件，看見太北進來，眼睛一下子亮了：“這不是太北嗎？都長這么大了，跟你爸爸年輕時真像。”

太北紅著眼圈，把政審的事說了一遍，陳賡聽完，拍著床頭生氣：“哪有這么辦事的！你爸爸早就跟你二伯劃清界限了，那會兒他還沒入黨呢！”說著，陳賡從床頭柜里翻出一本泛黃的《黃埔同學錄》，翻到左權那一頁，指著備注欄說：

“你看，這里寫著‘親撰聲明與長兄政見不合’。當年你爸爸在黃埔的時候，你二伯寫信勸他投靠國民黨，你爸爸回信說‘道不同不相為謀’，還專門寫了聲明，跟他斷絕了關系。”

陳賡說著就抓起電話，打給哈軍工的招生處：“左太北的事我知道了，她填的不是‘污點’，是歷史！左權將軍早就跟他哥哥劃清界限了，政審不能把這事算在孩子頭上！”掛了電話，陳賡看著太北，語氣溫和下來：

“你爸爸要是知道這事，肯定得氣壞了。記住，做人要誠實，但也不能讓別人把莫須有的罪名扣在你頭上。”

沒過多久，太北就收到了哈軍工的錄取通知書。拿著通知書的那天，她跑到彭老總家報喜，彭伯伯笑著說：“我給你寫句話吧，算是給你的鼓勵。”他拿起筆，在紙上寫下“祝你永遠青年”，字不算特別好看，卻格外有力。

左太北把這張紙夾在課本里，后來不管遇到什么困難，拿出來看看，心里就有了勁。

哈軍工的學習生活比太北想象的還苦。導彈工程系的課程難度大，實驗又多，有時候為了一個數據，她能在實驗室里待一整天，連飯都忘了吃。

學校里有規定，學生不能談戀愛、不能結婚，太北就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學習上，日記本里記滿了公式和實驗筆記，偶爾也會寫兩句對父親的思念：“爸爸，我現在在學導彈，將來要為國家造武器，就像您當年保衛國家一樣。”

1965年，太北從哈軍工畢業，被分配到了七機部，也就是后來的航天工業部門。那時候條件艱苦，她被派到一線工廠工作，住的是簡易宿舍，冬天沒有暖氣，夜里冷得睡不著，就裹著被子看圖紙；食堂的伙食也簡單，頓頓都是粗糧，她卻從沒抱怨過。

和她一起工作的師傅們，一開始不知道她的身世，只覺得這個“左姑娘”能吃苦、肯鉆研，遇到難題總愛蹲在現場和大家一起琢磨，時間長了，都愿意跟她打交道。

后來，有人知道了她是左權的女兒，驚訝地說：“你怎么不告訴我們？你要是早說了，還能給你安排個輕松點的活計。”左太北卻只是擺擺手說：“左權的女兒怎么了？和大家的孩子都是一樣的，我跟大伙兒一起，能干好這些活。”

左太北這一輩子，都沒有將父親的“光環”套在自己身上，反而將這當成一種責任：父親是為了祖國做貢獻的，自己也要為祖國做貢獻。她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詮釋了什么叫做“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