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大典，她扶宋慶齡登上天安門離開，總理卻說：阿曾，站我旁邊

“阿曾，站我旁邊。”周總理的一句話，讓她在開國大典上留下了一張珍貴的照片。這個“阿曾”，就是曾憲植女士。

說起這個名字，大家可能還有些陌生，不過，她的一生，可一點都不簡單。接下來，咱們就一起走進那段歷史，看看這位傳奇女性的故事。

1949年的秋天，北平已經有了涼意。曾憲植接到了一個重要任務：接待宋慶齡女士，負責她從抵京到參加開國大典的所有行程。

為了這事，她忙了好幾天，反復核對路線、檢查細節，連宋慶齡女士上下城樓的臺階數都數了一遍，就怕出什么差錯。

10月1日那天，天安門廣場擠滿了人，紅旗飄得老高，禮炮聲震得地面都在顫。曾憲植陪著宋慶齡，一步一步扶她上城樓。她走得很慢，生怕老人家滑倒，時不時還要幫她理理衣角。等到把宋慶齡女士安頓好，她想著“任務完成了”，就悄悄往后退，想找個角落站著。

“阿曾，別走，你就站我身邊。”身后忽然傳來周總理的聲音。曾憲植愣了一下，回頭看見周總理笑著朝她招手。她有點不好意思，畢竟城樓上都是大人物，自己只是個普通的工作人員。可周總理沒給她推辭的機會，拉著她站到了自己旁邊。

就在這時，毛主席走到了話筒前，用洪亮的聲音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廣場上的歡呼聲像潮水一樣涌上來，曾憲植看著眼前的場景，眼淚突然就流了下來。她想起了在上海監獄里的日子，想起了廣州起義時犧牲的同志，想起了這么多年來吃過的苦，那些日子沒白熬，新中國真的來了。

典禮結束后，毛主席握著她的手，用湖南話跟她說：“阿曾，辛苦啰！”就這短短幾個字，讓她覺得所有的委屈都值了。她擦了擦眼淚，笑著說：“不辛苦，這是我該做的。”

后來有人問她，當時站在城樓上是什么感覺，她想了想說：“沒什么特別的，就是覺得肩上的擔子更重了。以前是為了新中國奮斗，現在是要為新中國建設出力了。”

這話還真不是亂說，曾憲植確實為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不少貢獻。

1910年的湖南湘鄉，曾家還是當地響當當的望族，祖上是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當年跟著曾國藩辦湘軍、打太平天國，家里的堂屋掛著“耕讀傳家”的匾額，規矩大得嚇人。

曾憲植出生的時候，家里人盼著她能繼承“書香門第”的體面，將來嫁個門當戶對的人家，做個知書達理的少奶奶。

可這姑娘從小就“不聽話”。6歲進私塾，別的女孩規規矩矩背《女兒經》，她卻總盯著窗外的樹發呆，偷偷把《三國演義》夾在繡品里看；13歲考進湖南省立第一女師，校長是后來的“紅色教父”徐特立，這位老師不教“三從四德”，反倒鼓勵女生剪辮子、打籃球。

當時，女學生穿裙子都算大膽，更別說穿短衣短褲在操場跑跳，同學們都躲著不敢試，曾憲植卻第一個報了名。她個子高，跑起來像陣風，投籃準得讓男老師都拍手。

有回校外的老秀才看見，指著她罵“傷風敗俗”，徐特立卻護著她：“姑娘家有勁兒不是壞事，敢突破才是真本事。”

這話像顆種子落進曾憲植心里，她開始覺得，女人的日子不該只有“相夫教子”這一種活法。

17歲畢業那年，家里已經給她找好了教師的差事，通知書都送到了手上，她卻偷偷藏了起來，因為武漢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也就是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招女生隊，全國才招幾十人，她要去當“女兵”。

母親哭著勸她：“女孩子家拿筆就好，拿槍會吃苦的。”她卻笑著安慰母親：“吃苦總比困在家里強，我想看看外面的天。”

那時候的黃埔軍校，男學員都要摸爬滾打，女學員自然也都一樣。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出操，背著步槍跑五公里，晚上還要學戰術、寫宣傳稿。

曾憲植從沒喊過累，訓練時手上磨出了泡，就用布條纏上繼續練；宣傳時要去街頭演講，被國民黨特務扔石頭，她撿起來擦干凈，接著講“男女平等、革命救國”。一起的女學員說她“比男兵還硬氣”，她卻只是揉著酸痛的腿笑：“既然來了，就不能當逃兵。”

1927年，革命的風向突然就變了，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武漢分校里人心惶惶，不少學員都偷偷脫下軍裝回了家。曾憲植的家人也擔心，就托關系讓她也回家，甚至連車票都買好了，她卻說什么都不愿回去。

曾憲植準備跟著隊伍去廣州，參加廣州起義。

那是她第一次真刀真槍地面對戰爭。起義當晚，槍聲從天黑響到天亮，她跟著隊伍沖在前面，既要給傷員包扎，又要傳遞情報。有次子彈擦著她的胳膊飛過，血瞬間滲出來，她就咬著牙用布條扎緊，繼續跑。

起義失敗后，隊伍散了，她就躲到了香港。在這里，曾憲植認識了葉劍英，葉劍英比她大13歲，當時已經是戰功赫赫的軍官，經歷過婚姻。

在香港的日子里，兩人一起搞地下工作，白天扮成商人接頭，晚上在小閣樓里整理情報。相似的理想、共過患難的信任，讓兩個年輕人走到了一起。那個時候條件艱苦，也沒有什么婚禮，只吃碗面，就算是結了婚了。

婚后的日子，聚少離多就成了常態。

1928年，黨中央派葉劍英去蘇聯留學，本來有2個名額，曾憲植可以一起去。但她看著名單上還有其他同志，主動說：“我資歷不夠，讓更需要的人去。”葉劍英拗不過她，只能獨自啟程。

看著丈夫的船消失在海面，曾憲植偷偷抹了淚，轉身就去了上海，她要留在國內，繼續做地下黨。

在上海的日子，危險像影子一樣跟著她。她換過好幾個身份，一會兒是華南大學的學生，一會兒是商店的店員，每次接頭都要提前觀察好路線，生怕被特務盯上。

有次她去送情報，剛把紙條塞到磚縫里，就被國民黨特務抓住了。審訊室里，特務用鞭子抽她、用辣椒水灌她，她始終沒吐露一個字。后來地下黨花錢把她救了出來，她剛能下床，就又去接新的任務。

1929年，組織派她去日本避風頭，沒想到剛到東京，就因為身份暴露被日本警方逮捕。監獄里的日子更難熬，日本人審了她好幾次，問她是不是共產黨員，她都搖頭。直到有次日本人問她的家世，她沉默了半天，才低聲說：“我是曾國藩弟弟曾國荃的后人。”

這話讓日本人愣住了。當時曾國藩在日本的名氣很大，不少日本人覺得他是“中國的英雄”。日本人趕緊去查資料，發現她說的細節都對，曾家的族譜、曾國荃的事跡，她記得清清楚楚。

原本兇神惡煞的獄警，態度突然變了，不僅給她送來了干凈的衣服，還不再逼她認罪。沒過多久，她就被放了出來。

走出監獄的那天，東京下著小雨，她看著手里的釋放證明，心里卻不是滋味。她一直不想靠家族的名聲吃飯，可這次偏偏是“曾家后人”的身份救了她。她對著雨絲嘆了口氣：“以后不到萬不得已，再也不提這個了。”

新中國成立之后，曾憲植就去了全國婦聯工作，從副秘書長做到了副主席，這一干就是幾十年。

她的辦公室很簡陋，桌子是舊木箱拼起來的，椅子因為坐久了還有些搖晃，工作人員勸她換些新的，她自己卻對此并不在意，只說：“行軍的時候，有半壺水就能走幾十里路，現在還有個桌子，夠用了。”

曾憲植從不喜歡擺“官架子”，婦聯里面的年輕姑娘都親切地叫她“阿曾媽媽”。由此，一位農村婦女來上訪，說自己的土地被占了，沒人管。曾憲植聽說以后，就親自接待了她，還陪著她一起回農村調查。

白天走山路，晚上住農家院，吃的是紅薯稀飯，她一點都不嫌棄。最后問題解決了，那個婦女拉著她的手哭：“您真是我們婦女的貼心人。”

別看對群眾的事情那么熱心，曾憲植卻對自己很“摳門”，一輩子都沒置辦過什么家產。在北京胡同的小屋里，她住了幾十年，屋里只有一張木床、一個舊衣柜，還有幾只小板凳圍著一張小桌子。

兒子葉選寧回來住，都只能搭張臨時的床。有親戚勸她換個大點兒的房子，她卻說：“房子夠住就行，把錢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特殊時期那幾年，曾憲植也遭了不少罪。她被打成“反革命”，送到河北衡水的“五七干校” 勞動，每天要扛鋤頭、挑水，還要被批斗。有次造反派把她拉到空地上，假裝要槍斃她，她閉著眼睛，心里卻一點都不害怕，她沒做錯事，不怕冤枉。

后來兒子葉選寧寫信給毛主席，請求讓母親回京治病。毛主席看了信后，當即批示讓周總理安排。

那天晚上，一輛專車連夜趕到衡水，把病得很重的曾憲植接回了北京。住進醫院后，她還惦記著婦聯的工作，讓護士把材料帶給她，在病床上批注意見。

1978年，全國第四次婦女代表大會召開，曾憲植再次當選為全國婦聯副主席。有人勸她好好休息，別太累了，她卻說：“只要我還能動，就要為婦女事業多做點兒事。”

1989年10月11日，79歲的曾憲植在廣州病逝。追悼會上，只有一張她在開國大典上的黑白照片，掛在靈堂中央。照片里的她，神情沉穩，眼神里滿是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