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紅四方面軍政委，晚年卻只是副局級，3個兒子都有出息

“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一生”

這是黨中央為陳昌浩寫下的悼詞。他曾經是紅四方面軍的政委，到了晚年的時候，卻只是副局級干部。他的一生，可以說是真正的“跌宕起伏”。

不過，值得欣慰的是，陳昌浩的幾個兒子都很有出息。

在武漢漢陽的戴家莊，1906年出生的陳昌浩，打小就和村里其他孩子不一樣。

別的娃還在田間摸魚玩耍時，他就總纏著長輩問國家大事，心里早早埋下了為國做事的念頭。后來他一路讀書，憑著一股鉆勁考上武昌中華大學，在校園里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后，更是像找到了人生方向，一門心思要投身革命。

1926年，20歲的陳昌浩加入共青團，成了學生運動里最活躍的分子。

那會兒國內局勢動蕩，學生們都想著為國家出份力，陳昌浩每次都沖在前面，組織活動、發表演講，把滿腔熱血都傾注在革命事業里。

因為表現突出，組織很快注意到這個年輕人，沒過多久就調他去湖北共青團工作。在基層摸爬滾打了一陣，組織覺得他是塊好料，又派他去蘇聯深造。

在蘇聯的那幾年，陳昌浩沒閑著。他白天泡在課堂里學理論，晚上還和同學一起討論革命形勢，博古、張聞天這些后來的革命伙伴，就是在這時候和他結下深厚友誼的。

1930年回國后，他就立刻加入中國共產黨，當年年底就被派往鄂豫皖蘇區。誰也沒想到，一年后紅四方面軍成立，25歲的他竟成了總政委，和徐向前搭檔，扛起了指揮這支勁旅的重擔。

剛上任沒多久，陳昌浩就干了件轟動蘇區的事。

1931年12月，紅軍繳獲了一架國民黨的飛機，大家都把它當寶貝，起名“列寧號”。那會兒黃安戰役打得正膠著，國民黨第69師守在城里不出來，紅軍攻了小半個月都沒進展。陳昌浩盯著“列寧號”琢磨了好幾天，突然說：“把迫擊炮搬上飛機，直接飛到城里炸他們！”

這話一出，不少人都覺得懸，誰也沒試過這么干啊。

可陳昌浩主意已定，還親自跟著飛行員龍文光上了飛機。當時龍文光是剛被爭取過來的，陳昌浩怕出意外，手里攥著手槍，懷里還揣著手榴彈，一路上眼睛都沒敢眨。

飛機飛到黃安城上空時，底下的國民黨兵還以為是自己人來了，紛紛揮手。結果陳昌浩一揮手，迫擊炮彈和宣傳品就嘩啦啦往下掉，城里瞬間亂成一鍋粥。紅軍趁機攻城，沒一會兒就拿下了黃安城。

經此一役，陳昌浩在紅四方面軍里的威信就算徹底立住了，戰士們都說：“咱們政委不僅有文化，膽子還大！”

接下來的幾年，陳昌浩和徐向前搭檔，帶領紅四方面軍打了不少硬仗。

商潢戰役里，他們用“圍點打援”的戰術，把國民黨軍耍得團團轉；蘇家埠戰役更是一口氣殲敵3萬多，讓紅四方面軍的名聲傳遍全國。

到1933年，紅四方面軍已經發展到五萬多人，川陜革命根據地也成了僅次于中央蘇區的第二大蘇區，陳昌浩的名字，成了敵人聞風喪膽的存在。

可誰也沒想到，1936年的西路軍之戰，成了陳昌浩人生的轉折點。

那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為了打通國際通道，中央決定讓紅四方面軍的30軍、9軍、5軍共2萬多人西渡黃河，組成西路軍，陳昌浩任軍政委員會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出發前，陳昌浩信心滿滿，可他沒料到，等待他們的是一場慘烈的血戰。

西路軍剛進入河西走廊，就遭到了馬家軍的瘋狂圍攻。馬家軍是西北軍閥馬步芳、馬步青的部隊，全是騎兵，機動性強，還熟悉地形。

那會兒天寒地凍，西路軍戰士們穿著單衣，糧食和彈藥也越來越少，可他們還是憑著一股韌勁，在古浪、高臺等地和馬家軍死磕。古浪戰役中，9軍損失了三分之一；高臺戰役更慘，5軍全軍覆沒，軍長董振堂和3000多名戰士壯烈犧牲。

陳昌浩看著身邊的戰士一個個倒下，心里像刀割一樣。他多次調整戰術，可馬家軍人多勢眾，西路軍又孤立無援，情況越來越糟。到1937年3月，西路軍只剩下3000多人，被迫撤到石窩山。

在那里，陳昌浩主持召開了最后一次軍政委員會會議，決定把剩余部隊分成3個支隊分散行動，自己則和徐向前喬裝成老百姓，往東返延安。

一路上，兩人吃盡了苦頭。他們躲在山洞里避風寒，靠討飯維持生計，好幾次差點被馬家軍的搜捕隊發現。走到甘肅大馬營子時，陳昌浩突發胃病，疼得直冒冷汗，實在走不動了。徐向前沒辦法，只能先帶著幾個人繼續趕路，讓陳昌浩在當地老鄉家休養。

等陳昌浩病稍微好些后，沒直接去延安，而是想著回湖北老家看看，順便試試能不能組織一支抗日武裝。可當時湖北的反動勢力很囂張，他的想法根本沒法實現，最后只能輾轉回到延安。

回到延安后，陳昌浩因為西路軍失敗的事，心里一直很自責。加上長期的戰爭壓力和旅途勞頓，他的胃潰瘍越來越嚴重，經常疼得直不起腰。

1939年，中央批準他去蘇聯治病，可他沒想到，這一去就是十幾年。

剛到蘇聯沒多久，蘇德戰爭就爆發了。陳昌浩被緊急疏散到中亞的科坎加小鎮，成了采石場的一名普通工人。

曾經指揮千軍萬馬的紅軍總政委，如今卻要靠搬石頭換黑面包，這種落差讓陳昌浩心里很不是滋味。可他沒抱怨，每天默默地干活，有空就拿出俄語書學習，想著總有一天能回國繼續為黨工作。

1942年，蘇聯人民外交委員會發現陳昌浩俄語好，調他去斯大林格勒前線當翻譯。在前線，他冒著炮火，把蘇軍的命令準確地傳達給中國志愿兵，還多次在槍林彈雨中搶救傷員。

1943年，他又被調到蘇聯外國文學和民族文化出版局，開始從事翻譯工作。在那里，他主編了《俄華辭典》，還翻譯了《列寧文集》，這些成果后來都成了中蘇文化交流的重要資料。

在蘇聯的十幾年里，陳昌浩無時無刻不在想念祖國。他多次給中共中央寫信，請求回國參戰，可因為各種原因，一直沒收到回信。

直到1951年，經黨中央批準，陳昌浩才終于踏上了回國的旅程。當火車駛入北京車站，看到劉少奇等中央領導親自來迎接時，他激動得熱淚盈眶，嘴里不停地說：

“我終于回來了，終于能為祖國做事了！”

回國后，陳昌浩主動提出，不想再參與軍事工作，希望能從事理論編譯。中央同意了他的請求，任命他為中央馬列學院副教育長，后來又調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雖然職位不如以前高，但陳昌浩毫無怨言，每天早早地到單位，一頭扎進馬列著作的翻譯和編輯工作里。他對工作特別認真，每一篇譯文都要反復校對好幾遍，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虛心向年輕同事請教。有時候為了一個術語的準確翻譯，他能查遍所有資料，直到滿意為止。

在編譯局工作的十幾年里，陳昌浩帶領團隊完成了200多部馬列著作的翻譯任務，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他還經常給年輕干部講課，結合自己的革命經歷，講解馬列主義理論。

不少聽過他課的人都說：“陳局長講的課，接地氣，聽得懂，還能讓人明白革命的道理。”

可到了1966年，特殊歷史時期開始了。陳昌浩因為西路軍的事，被當成“反面典型”批斗。有的人把他關起來，逼他寫檢討，還經常對他進行打罵。曾經和他并肩作戰的老戰友，有的不敢再和他來往，有的甚至被迫揭發他。

陳昌浩看著眼前的一切，心里既痛苦又失望。他多次想向組織解釋，可每次都被打斷。

1967年7月30日，陳昌浩再也承受不住這種折磨。他趁著看守不注意，吞下了一大把安眠藥，結束了自己61歲的生命。臨終前，他手里還攥著一本翻舊了的《列寧選集》，眼角掛著淚水。

陳昌浩的一生，有過輝煌，也有過落魄。他25歲成為紅軍總政委，指揮千軍萬馬；可晚年卻只是個副局長，還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無論順境還是逆境，他對黨的忠誠從未改變。

1980年，黨中央為陳昌浩平反，舉行了追悼會，悼詞里說：“陳昌浩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一生。”

陳昌浩的后代們，也繼承了他的革命精神。

長子陳祖澤，回國后投身核工業，成為知名的核技術專家，為中國的核潛艇研發立下汗馬功勞；次子陳祖濤，專注于汽車工程，參與了一汽、二汽的建設，是中國汽車工業的奠基人之一；小兒子陳祖莫雖然后來移居澳大利亞，但始終關心祖國的發展，經常回國參加學術交流活動。

如今，當我們翻開陳昌浩主編的《俄華辭典》，看到那些工整的字跡時，仿佛還能看到他在燈下伏案工作的身影。

他的故事，不只是一個人的傳奇，更是中國革命歷史的縮影。陳昌浩先輩，值得我們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