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352席勝選，亞太風險增，在野黨批難辭其咎

2月8日傍晚，日本各地的投票站陸續關門。當地時間20:00整（北京時間19:00），計票正式展開，電視臺不斷刷新各選區開票進度。

等到結果逐漸清晰時，很多原本還在觀望的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場選舉幾乎沒有留下懸念，高市早苗率領的執政陣營拿到了一份相當扎實的勝利答卷。

共有1284名候選人參選，自民黨拿下316席，維新會拿下36席，執政聯盟合計352席。單看自民黨的316席，就已經跨過了眾議院465席中的三分之二門檻，這個數字本身就足以說明選民把相當大的授權交到了執政一方手里。

這樣的結果出來后，再去回頭看這場選戰前的緊張氣氛，就更能理解它為什么被稱作一次“豪賭”。不久前，周邊國家對日本的態度與政策變化一直被反復討論，日本國內也并不缺反對高市早苗的人。

甚至連前首相石破茂、鳩山由紀夫、野田佳彥這些在日本政壇分量不輕的人，都多次公開批評過她。

可現實是，哪怕外界覺得她激進、做法并不高明，她在日本民間的支持度仍然維持在很高的水平。

選舉一結束，這一點就被投票箱徹底坐實了：日本社會的氛圍，正在更快地向強硬、向右翼化傾斜，越來越多的人愿意把更強勢的路線當成選擇。

民意的變化也不完全是憑空發生的。過去一段時間里，中國對日本已經做過幾輪反制，日本方面并沒有因此出現明顯的政策收縮。就連中國對稀土等兩用物項出口日本加強管制，也沒有形成那種“壓到不得不讓步”的局面。

很多日本選民并沒有把這些外部壓力當作否定高市早苗的理由，反而在這次投票中給了她更高的支持。選票給出的信號很直接：不少人并不滿足于過去那個更克制的日本，更愿意押注一個更強硬、在軍事上更敢放開手腳的日本。

而這場勝利之所以會出現，還得從1月23日說起。那天，高市早苗宣布解散眾議院，等于是把日本政治重新推上了一條必須馬上作出選擇的軌道。

她給出的理由其實很簡單：當時執政聯盟只有233席，雖說比465席總數剛剛過半，但在日本，重要法案往往需要超過三分之二才能順利通過。

卡在“能執政但推進困難”的狀態里，執政方很難把關鍵議程一口氣推進下去。對高市早苗來說，解散眾議院、重新大選，是一種典型的以選舉換授權的做法。

她也把話說得很重：如果執政聯盟席位不過半，就直接辭職。1月27日起進入拉票階段，短短十來天后就走到2月8日的投票與計票，這種節奏本身也強化了“背水一戰”的意味。

選舉夜的數字，讓她的這次押注看起來確實押中了方向。執政聯盟不僅過半，甚至把多數優勢推到了能輕松觸及三分之二的位置。

有人在結果出來前還說高市早苗能不能贏難以判斷，但開票一出來，爭論幾乎就停止了：她不僅贏了，而且贏得很大。最大在野黨那邊的氣氛就完全不同了。

根據NHK的報道，選舉結束后，最大的在野黨“中道改革聯合”共同代表野田佳彥第一時間召開記者會，談到這次眾議院選舉時表示，“此番遭遇慘敗，作為代表的我的責任極其重大，我自認為這是萬死難辭其咎的重大責任”。這句話的分量很重，也反映出在野陣營內部對結果的震動。

更讓人感到意外的是“中道改革聯合”的成色與結果之間的落差。這個聯盟是由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合并而成，野田佳彥與齊藤鐵夫都算是資深政客，外界原本以為合并之后能更有力地對抗高市早苗率領的執政聯盟，但現實是，他們只拿到49席。

甚至有人私下感嘆，這個結果還不如不合并。執政與在野的力量對比被進一步拉開，意味著未來一段時間里，議會內部能形成的牽制會更弱，執政方推進議程的阻力也會更小。

當這種差距擺在眼前時，日本政治將走向哪里，自然就成了更具體的問題。有人甚至用一種帶著疑惑的說法來形容這次選舉——仿佛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主導。

但不管這種說法成立與否，至少從結果看，日本確實像是走到了一個拐點。只是這個拐點并不像某些人期待的那樣意味著“觸底反彈”，更像是把國家帶進一個風險更高、更難回頭的階段。

也正因為執政陣營拿到了壓倒性的席位，二戰后的國際秩序對日本的約束力，很可能會在政治層面受到更明顯的沖擊。接下來有四個方向的變化被反復提起。第一是“無核三原則”的調整空間可能被打開。無核三原則強調不制造、不擁有、不運進核武器。

此前在2025年12月，高市早苗曾提出過一種設想：應該取消“不運進”，在面臨危機時允許從外部運進核武器。

她和身邊核心人物給出的理由也很直白——周邊的中國、俄羅斯、朝鮮都擁有核武器，日本不應被“運進”這一條綁死。

當然，核武器議題極其敏感，就算眾議院多數足夠，最終能不能走到那一步，還要看美國的態度。3月19日，高市早苗將訪問美國白宮，這次行程被認為會對這一議題產生很大影響。

很多擔心也由此而來：一旦“運進”被松動，后面的“不制造”“不擁有”會不會也跟著被推進，很難說。

第二個方向，是日本與中俄朝關系更可能走向對立與惡化。高市早苗在選后擁有更充足的政治資本，她過去那些政治抱負更容易被逐項落實，而這些動作會給中國、俄羅斯、朝鮮帶來更大壓力。

問題在于，日本一旦在軍事上大幅擴張，就會讓外界聯想到歷史上走過的那條路，甚至出現“軍國主義復活”的擔憂。只要這種擔憂被不斷放大，亞太地區的不確定性自然會上升。

第三個方向，是武器與部隊部署會繼續加碼，并且不僅停留在防御。日本目前已經在周邊諸多島嶼部署了各種武器，但整體規模仍有限。未來更可能增加武器與部隊的部署強度，同時在能力建設上更強調可用于進攻的選項。

也就是說，部署不再只是“守住”，而是把行動空間往外推，這會改變周邊國家對日本軍事姿態的判斷。

第四個方向，是修改和平憲法的概率顯著提高。修改和平憲法意味著日本不再像以前那樣嚴格遵守戰后秩序，不再只停留在自衛隊的框架內，也不會在軍事工業發展面前停步。

一旦憲法層面的約束松動，日本的軍事擴張就會更容易被制度化、長期化。這里同樣繞不開美國：如果美國不阻攔，很多人判斷這幾乎會成為一件大概率會發生的事。

把這些變化放在一起看，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有人會說亞太區域的風險在上升。高市早苗的“豪賭”對她個人而言是一次成功，但對日本國家與普通民眾來說，可能意味著進入一個更難控的周期：路線更激進、軍事束縛更少、周邊關系更緊張，而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本身就會抬高沖突發生的可能性。

有人還拿烏克蘭的經歷作過對照。2019年，澤連斯基作為看起來強硬的政治素人，在選舉中成為烏克蘭總統。7年后的現在，烏克蘭早已不是7年前的烏克蘭，百姓流離失所，土地滿目瘡痍。高市早苗被認為在氣質上與澤連斯基有相似之處：激進、強硬、在處理周邊關系上不夠圓融。

這樣的類比并不是在說兩國會走向同一條道路，但它提醒的是，當一個社會用選票把更強硬的路線推上臺，接下來面對的外部摩擦、軍事對抗與安全壓力，往往不會因為口號而自動消失。未來會走到哪里，終究還是日本民眾一票一票選出來的，結果好壞，也只能由他們自己承擔與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