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楓直到犧牲都不知，她視如己出的繼女阿菊，其實是國民黨的人！

最近，電視劇《沉默的榮耀》的熱播，不光讓更多人認識到了偉大的吳石將軍，也讓英勇的女烈士朱楓，走進了更多觀眾的視線。

劇中，演員吳越將這個人物的大無畏精神詮釋得十分到位。同樣的，歷史上的朱楓女士，也是同樣一位值得敬佩的女士。就連特務谷正文都說她“黨性堅強、學能優良”。

就是這樣一個連敵人都忍不住贊賞的女英烈，一直到犧牲之后，都不知道，她向來視如己出的繼女阿菊，竟然是國民黨那邊的人！

1905年，浙江鎮海城關的朱家花園里，一個女嬰呱呱墜地，父母給她取名“貽蔭”，小名桂鳳。

朱家是當地有名的商人世家，家底殷實，朱貽蔭從小沒吃過苦，讀的是縣立女子高小，后來又考進寧波女子師范學校，琴棋書畫樣樣拿得起來，還拜了書法大家沙孟海為師，一手好字讓不少人稱贊。

按說這樣的姑娘，本該嫁個門當戶對的人家，過著相夫教子的安穩日子。可朱貽蔭偏不，她骨子里藏著股不服輸的勁兒。

1925年“五卅慘案”爆發，19歲的她跟著同窗陳修良，帶頭走上街頭游街示威，舉著標語喊著口號，聲音不大卻擲地有聲。那時候她還沒意識到，這一腳踏出去，就再也回不去原來的生活了。

命運的轉折來得很突然。26歲那年，朱貽蔭嫁給了奉天兵工廠的工程師陳綬卿，跟著丈夫去了東北。陳綬卿還有個女兒叫阿菊，朱貽蔭一直對她很好。

本以為能安穩過日子，可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占了東北，夫妻倆只能帶著年幼的阿菊逃回鎮海。更糟的是，沒多久陳綬卿就因病去世，留下26歲的朱貽蔭和只有幾歲的阿菊相依為命。

阿菊是陳綬卿和前妻的女兒，生母早逝，對親媽的記憶早就模糊了。朱貽蔭從沒把她當外人，每天早上給她梳頭，過年時做新衣裳，晚上坐在燈下教她讀書寫字。

阿菊怕冷，朱貽蔭就把自己的棉襖拆了，重新絮上厚棉花給她做新的；阿菊想吃糖，她就省下飯錢，攢著給孩子買塊糖。

1937年“七七事變”后，鎮海也不安寧了。看著街上逃難的人，朱貽蔭再也坐不住了。她把家里珍藏的金石、書畫、手工藝品都翻了出來，在鎮海民眾教育館辦了場義賣，賣得的錢一分不留，全捐給了抗戰隊伍。

后來她又聽說黨領導的新知書店缺錢，干脆揣著500塊大洋去了武漢，把錢塞給書店負責人：“這點錢，幫著多印點書，讓更多人知道要抵抗。”

那時候的她，已經改名叫“朱諶之”了，字彌明。這是沙孟海幫她取的，意思是永遠光明磊落。

1944年，朱諶之在上海工作時，被日本憲兵抓了進去，嚴刑拷打了好幾天，她愣是沒吐露半個字，直到組織營救她出獄。

1945年春天，她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那天，她摸著胸前的黨徽，心里只有一個念頭：以后，這條命就是黨的了。

1949年，香港的天氣還帶著點悶熱。朱諶之這時候已經能夠改名為朱楓。此時的她正坐在辦公桌前，手里捏著一封來自臺灣的信，信封上是她熟悉的字跡，那是阿菊寫來的。

阿菊在信里說，自己剛生了孩子，一個人帶娃太累，想讓“朱媽媽”去臺灣住一陣子，幫著搭把手。信里還附了一張臺灣的“入口證”，地址寫的是臺北金華街，阿菊和丈夫王昌誠的家。

朱楓看著信，眼眶有點紅。

阿菊1946年跟著王昌誠去了臺灣，王昌誠在國民黨警務部門工作，具體做什么，阿菊沒細說。之前朱楓給丈夫朱曉光寫信時還說：“阿菊夫婦想我去，可我不想去，我想回上海，咱們一家人該團圓了。”

那時候的她，在香港做地下工作，負責整理華南的交通聯絡網。可沒過多久，組織上的萬景光找到了她，表情嚴肅：“金門戰役失利，解放臺灣急需情報，吳石將軍在臺灣孤軍奮戰，必須有人去接應。”

吳石是誰？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中將，卻是我黨安插在敵人心臟里的“密使”。

能去臺灣接應他的人，需要有合法的身份，還得有臺灣的社會關系，朱楓成了最合適的人選：她有阿菊這個“繼女”做掩護，有多年地下工作的經驗，還懂怎么傳遞情報。

朱楓猶豫了。她不是怕危險，而是怕再次辜負家人。她和朱曉光聚少離多，兒子朱明才11歲，女兒朱曉楓還小。可一想到前線需要情報，她咬了咬牙：“我去。”

1949年11月25日，香港碼頭上，朱楓穿著一身黑旗袍，抱著朱明，輕聲說：“叫爸爸放心，媽媽用不著太久就回來了。”朱明抱著她的脖子，舍不得撒手，卻不知道這是母子倆最后一次見面。

當天，她登上了開往臺灣基隆的“風信子”號郵輪。

11月27日，基隆港的風有點涼。朱楓剛下船，就看見阿菊抱著襁褓里的孩子，笑著朝她揮手，女婿王昌誠跟在旁邊，客氣地接過她的行李，話不多，眼神卻有點銳利。

坐上三輪車往家走時，阿菊嘰嘰喳喳地說孩子多可愛，家里的事多瑣碎，朱楓一邊聽一邊應著，心里卻繃著一根弦，從踏進臺灣的那一刻起，她的“探親”就開始了。

住進阿菊家的日子，表面上和普通探親沒兩樣。白天，朱楓幫著帶外孫，給孩子換尿布、喂奶，晚上和阿菊坐在燈下拉家常，阿菊問她在香港的生活，她都撿著平常的話說，神色自然得讓人看不出破綻。

只有每周六下午，她會跟阿菊說“去處理點生意上的事”，然后拎著個糕點籃出門。

糕點籃里，藏著的是情報。她的代號是“陳太太”，每周六都會準時去吳石家。吳石會把絕密的軍事情報做成微型膠卷，裝在火柴盒里，悄悄放進糕點籃的夾層里。

那些膠卷里，有大小金門的兵力部署圖，有國民黨轟炸上海的計劃，還有舟山群島的防御部署……每一份，都能改變戰局。

每次從吳石家出來，朱楓都會先去街邊的茶館坐一會兒，確認沒人跟蹤，再慢慢往家走。回家前，她還會在路邊買塊阿菊愛吃的糖糕，裝作真的去“辦事”順便買的。

王昌誠看她每次都按時回來，帶的糕點也沒異樣，倒也沒多問，只是話越來越少，偶爾看她的眼神，帶著點琢磨。

朱楓心里清楚，在這種地方，多留一天就多一分危險。

她在1950年1月給上海的朋友寫過一封信，說：“住在女兒家，比任何地方都安全”，還說“月內就能返家”。可她最終還是沒等到回家的那天。

不久之后，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就被捕了。這個參加過長征的“老革命”，沒扛住敵人的嚴刑拷打，短短一周就叛變了，把他知道的地下黨員名單全供了出來。

那時候朱楓還不知道。她剛完成最后一次情報傳遞，吳石已經幫她簽好了“特別通行證”，讓她乘軍用運輸機飛往舟山，舟山離大陸近，只要找到民船，就能偷渡回去。

1月30日，朱楓瞞著阿菊，悄悄收拾了簡單的行李，留了張字條說“臨時有事先走，過陣子回來”，就登上了去舟山的飛機。

她不知道，蔡孝乾已經供出了她的身份，還有那張“特別通行證”的事。王昌誠作為國民黨警務署電訊管理所主任，直接參與了抓捕行動，他比誰都清楚，那個待在自己家里一個多月的“繼母”，到底是誰。

舟山定海縣城的存濟醫院里，朱楓躲了起來。

每天天不亮，她就裹著大衣去江邊的碼頭，冷風刮得臉生疼，她卻盯著江面不肯挪眼，有沒有民船？有沒有能幫她回去的人？可連著14天，她每次都是失望而歸。街上的士兵越來越多，荷槍實彈的，氣氛越來越緊張。

2月18日清晨，天還沒亮，存濟醫院的門被猛地踹開。一群特務沖了進來，指著朱楓喊：“就是她！”朱楓沒反抗，只是默默地把藏在懷里的金鎖片、金鏈條、金手鐲攥緊了，那是她最后的后路。

被押到定海看守所的日子里，特務們沒少折磨她。老虎凳、電擊，各種刑具都用了，可朱楓始終咬緊牙關，什么都沒說。

2月26日夜里，她知道自己等不到救援了，也絕不能讓情報落到敵人手里。她把金鎖片用牙咬斷，金鏈條一節節掰開，金手鐲折成兩段，二兩多重的黃金，分四次混著冷水吞了下去。

喉嚨被劃破了，血腥味在嘴里散開，她卻沒吐出來。特務發現時，她已經疼得昏迷了，趕緊灌瀉藥，把黃金從她胃里排了出來。

后來國民黨的內部文件里寫著：“朱匪于被捕瞬間吞金企圖自殺，證明其應付事變，早做準備……”連敵人都不得不承認，這個女人是真的有骨氣。

3月，朱楓被押回臺北，關進了憲兵司令部的牢房。審訊她的特務叫谷正文，無論他怎么打、怎么勸，朱楓都沒吐露半個字的組織機密，甚至沒提過阿菊和王昌誠半個字。她心里清楚，一旦把他們扯進來，阿菊一家就完了。

1950年6月10日下午，臺北馬場町刑場。陽光有點刺眼，朱楓穿著一件淡綠色的碎花旗袍，和吳石中將、陳寶倉中將、聶曦上校一起，被押到了刑場中央。

臨刑前，吳石吟了句詩：“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對我翁。”朱楓抬起頭，朝著大陸的方向，高聲喊：“中國共產黨萬歲！”

槍聲響起，子彈穿透了她的身體。45歲的朱楓倒在血泊里，眼睛還睜著，像是在望著遠方的家。

當天，朱楓的尸體就被送去火化了。按國民黨當時的規矩，“共諜”的骨灰不準家屬認領，可幾個月后，阿菊還是給軍法局寫了封信，說想領回繼母的遺物和骨灰，將來好歸葬大陸老家。

軍法局批了，讓她去取，可阿菊沒去，王昌誠因為這事已經被關了好幾個月，一家人嚇得夠嗆，她不敢再冒險，更不敢承認自己和“共匪”有關系。

朱楓的骨灰，就這么成了無主之物，被送到了臺北六張犁公墓的無主骨灰區，編號233。登記的時候，工作人員把“朱諶之”的“諶”和“之”寫成了連筆，誤記成了“朱湛文”。這一錯，就是60年。

大陸這邊，朱曉光和孩子們一直在找朱楓的下落。兒子朱明自從當年和母親分開后，再也沒見過她，只能靠著母親留下的照片思念。女兒朱曉楓長大后，更是四處打聽，可那時候兩岸不通音訊，一點消息都沒有。

2003年，朱曉楓找到了臺灣文史研究者徐宗懋，拜托他幫忙尋找母親的骨灰。徐宗懋答應了，登尋人啟事、查檔案、寫文章，找了很久，終于在2005年找到了阿菊。

那時候阿菊已經85歲了，住在健康療養院里。徐宗懋跟她說“受朱曉楓委托來看您”，阿菊卻急著否認：“我沒有妹妹！”提到“朱諶之”，她更是硬著嗓子說：“朱諶之是共匪，跟我沒關系，我們一家都是國民黨。”

徐宗懋拿出一張老照片，照片上，年輕的朱楓抱著年幼的阿菊，兩個人都笑得特別燦爛。阿菊盯著照片看了很久，眼睛慢慢紅了，淚光閃了一下，可最后還是搖了搖頭：“我女兒也在系統里工作，會影響她的。”

60年了，白色恐怖時期的恐懼，還刻在她心里。

轉機出現在2009年。一個叫潘蓁的上海人去臺灣尋找父親的骨灰，在殯儀館的名冊上看到了“朱湛文”這個名字。他想起之前看過朱楓的報道，覺得“湛文”可能是“諶之”的筆誤，趕緊告訴了徐宗懋。

2010年5月6日，徐宗懋在臺北富德公墓的角落里，找到了那個編號233的骨灰壇，上面清清楚楚刻著“朱諶之”。那一刻，所有人都松了口氣，找了這么久，終于找到了。

這年12月9日，朱楓的骨灰從臺灣運回北京。2011年7月14日，寧波鎮海烈士陵園里，舉行了朱楓的安葬儀式。

那時候，朱明已經72歲了，他趴在覆蓋著黨旗的骨灰盒上，哭得站都站不住，他等了幾十年，終于等到了母親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