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回韶山，看望革命烈士毛福軒遺孀，直言：為革命犧牲很光榮

1959年6月下旬，湘潭南站的月臺剛剛被雨水沖刷過，空氣里帶著稻田特有的清甜。專列停穩后，毛澤東邁下車門，腳底與故鄉的紅壤重新接觸。這是他闊別三十二年后第一次以共和國主席身份返鄉，肩頭的責任雖重，心里卻裝著幾樁老事，其中最牽掛的，就是當年那位堅忍的農協骨干毛福軒。

返鄉行程并不寬裕，韶山沖的親戚鄉鄰都想與他敘舊，省委同志也希望借機匯報工作。毛澤東卻堅持抽出半天，專程走訪毛福軒的遺孀賀菊英。有人勸他行程緊，可毛澤東揮手：“老朋友不見，怎安心？”一句頗帶鄉音的話，道破了他此行的私人溫度。

抵達毛家屋場時，屋檐下還滴著小雨。賀菊英聞訊迎出，已是白發蒼蒼，腰板依舊挺直。毛澤東快步上前，雙手相扶，輕聲說：“老嫂子，辛苦你了。”屋內擺著簡素木桌，他落座片刻，回憶驟然涌來——那是1925年夏天，兩人在稻田埂上商議滯米問題的情景。

對賀菊英，他只說了一句擲地有聲的話：“福軒為革命犧牲，很光榮。”這一句話并非客套，而是確認一條早已寫進時代功課的真理——農民要翻身，必須有人走在最前面。

時間回撥到1907年。毛福軒出生在韶山沖一個雇農家庭，年少時代長年挑柴販柴，銀田寺到韶山灣三十里山路他能閉眼來回。可無論他走多快，貧困仍緊緊跟隨。對比地主豪奢，他嘴里雖不說，心里已發悶。世道為何如此？答案在1917年遇見求學歸來的毛澤東之后才漸漸清晰。

毛澤東喜歡與鄉鄰議論天下大勢。兩人常在屋后竹林里比劃著討論，竹枝敲打石頭“噼啪”作響。毛福軒聽懂了一個核心觀點：要改變命運，得讓苦人自己站起來。于是，他跟隨毛澤東辦夜校、識字，感到“字會說話，書里有路”。

1922年，他被派去江西安源煤礦協助毛澤民。當年安源罷工轟動全國，毛福軒在井口與工人同吃同住，憑著一股不服輸的韌勁，把“工友”二字喊得震耳。罷工勝利后，他光榮地成為共產黨人。

回到韶山的歲月尤為關鍵。1924年至1927年，毛澤東忙于農運，他則在鄉里發動農協。夜校、演講隊、調查組三線并進，貧農積極性一次次被點燃。1926年旱災，土豪囤米漲價，他決策組織搶米隊，逼得土豪降價賑濟。事件驚動湖南軍閥趙恒惕，搜捕命令直指毛澤東。毛福軒連夜護送毛澤東轉移，自己留下來維系組織，一肩擔盡危險。

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迅速蔓延。1928年，他被調往上海金山縣公安局潛伏。身份一換，他成了“施鵬程”手下的警員，卻利用公文、檔案、押解任務悄悄為地下黨輸送情報。有意思的是，表面上他領槍執勤，暗地里卻一次次把搜捕時間提前泄露出去，救下十余名同志。

然而網越收越緊。1933年2月27日，他因叛徒告密被捕。押往南京雨花臺途中，他對同囚同志淡淡一句：“刀槍只能傷身。”短短八字，道盡生死態度。審訊室里，他遭盡酷刑，不吐一字。5月18日晨，瓢潑大雨，他與兩名同志被推至雨花臺西側松林前。槍聲三響，年僅26歲的生命定格。

二十六歲的烈士，沒有留下自己的相片，只留下數封只言片語的家書。毛澤東后來在延安讀到那封“余為革命奮斗，對己身毫無牽掛”的絕筆信，沉默了許久，只嘆一句：“好同志，好骨頭。”

回到1959年的屋內，雨停了，陽光打在毛澤東肩頭。他起身告辭時，掏出不久前寫好的《到韶山》手稿遞給賀菊英。詩句里“紅旗卷起農奴戟”八個字，濃縮的是毛福軒等數以萬計農民領袖的身影。

離開毛家屋場時，毛澤東步履略緩，回頭望了一眼青山。同行人員聽見他低聲自語：“福軒若在，定不會閑著。”只是這一句話，既是惋惜，也是認定。韶山沖的田埂依舊，早稻抽穗，風吹成波——這是烈士拼命想看到的景象，也是他們選擇“光榮”二字最樸素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