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下旬,湘潭南站的月臺剛剛被雨水沖刷過,空氣里帶著稻田特有的清甜。專列停穩后,毛澤東邁下車門,腳底與故鄉的紅壤重新接觸。這是他闊別三十二年后第一次以共和國主席身份返鄉,肩頭的責任雖重,心里卻裝著幾樁老事,其中最牽掛的,就是當年那位堅忍的農協骨干毛福軒。
返鄉行程并不寬裕,韶山沖的親戚鄉鄰都想與他敘舊,省委同志也希望借機匯報工作。毛澤東卻堅持抽出半天,專程走訪毛福軒的遺孀賀菊英。有人勸他行程緊,可毛澤東揮手:“老朋友不見,怎安心?”一句頗帶鄉音的話,道破了他此行的私人溫度。
抵達毛家屋場時,屋檐下還滴著小雨。賀菊英聞訊迎出,已是白發蒼蒼,腰板依舊挺直。毛澤東快步上前,雙手相扶,輕聲說:“老嫂子,辛苦你了。”屋內擺著簡素木桌,他落座片刻,回憶驟然涌來——那是1925年夏天,兩人在稻田埂上商議滯米問題的情景。
對賀菊英,他只說了一句擲地有聲的話:“福軒為革命犧牲,很光榮。”這一句話并非客套,而是確認一條早已寫進時代功課的真理——農民要翻身,必須有人走在最前面。
時間回撥到1907年。毛福軒出生在韶山沖一個雇農家庭,年少時代長年挑柴販柴,銀田寺到韶山灣三十里山路他能閉眼來回。可無論他走多快,貧困仍緊緊跟隨。對比地主豪奢,他嘴里雖不說,心里已發悶。世道為何如此?答案在1917年遇見求學歸來的毛澤東之后才漸漸清晰。
毛澤東喜歡與鄉鄰議論天下大勢。兩人常在屋后竹林里比劃著討論,竹枝敲打石頭“噼啪”作響。毛福軒聽懂了一個核心觀點:要改變命運,得讓苦人自己站起來。于是,他跟隨毛澤東辦夜校、識字,感到“字會說話,書里有路”。
1922年,他被派去江西安源煤礦協助毛澤民。當年安源罷工轟動全國,毛福軒在井口與工人同吃同住,憑著一股不服輸的韌勁,把“工友”二字喊得震耳。罷工勝利后,他光榮地成為共產黨人。
回到韶山的歲月尤為關鍵。1924年至1927年,毛澤東忙于農運,他則在鄉里發動農協。夜校、演講隊、調查組三線并進,貧農積極性一次次被點燃。1926年旱災,土豪囤米漲價,他決策組織搶米隊,逼得土豪降價賑濟。事件驚動湖南軍閥趙恒惕,搜捕命令直指毛澤東。毛福軒連夜護送毛澤東轉移,自己留下來維系組織,一肩擔盡危險。
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迅速蔓延。1928年,他被調往上海金山縣公安局潛伏。身份一換,他成了“施鵬程”手下的警員,卻利用公文、檔案、押解任務悄悄為地下黨輸送情報。有意思的是,表面上他領槍執勤,暗地里卻一次次把搜捕時間提前泄露出去,救下十余名同志。
然而網越收越緊。1933年2月27日,他因叛徒告密被捕。押往南京雨花臺途中,他對同囚同志淡淡一句:“刀槍只能傷身。”短短八字,道盡生死態度。審訊室里,他遭盡酷刑,不吐一字。5月18日晨,瓢潑大雨,他與兩名同志被推至雨花臺西側松林前。槍聲三響,年僅26歲的生命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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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歲的烈士,沒有留下自己的相片,只留下數封只言片語的家書。毛澤東后來在延安讀到那封“余為革命奮斗,對己身毫無牽掛”的絕筆信,沉默了許久,只嘆一句:“好同志,好骨頭。”
回到1959年的屋內,雨停了,陽光打在毛澤東肩頭。他起身告辭時,掏出不久前寫好的《到韶山》手稿遞給賀菊英。詩句里“紅旗卷起農奴戟”八個字,濃縮的是毛福軒等數以萬計農民領袖的身影。
離開毛家屋場時,毛澤東步履略緩,回頭望了一眼青山。同行人員聽見他低聲自語:“福軒若在,定不會閑著。”只是這一句話,既是惋惜,也是認定。韶山沖的田埂依舊,早稻抽穗,風吹成波——這是烈士拼命想看到的景象,也是他們選擇“光榮”二字最樸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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