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非，為聯合國工作：真實生活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樣

2024年，我來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西非區(qū)域辦事處文化部門工作，駐地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

塞內加爾位于非洲西部，以穩(wěn)定的政治環(huán)境、法語文化藝術、伊斯蘭宗教傳統和強勁的足球實力著稱，被譽為“好客之國”。以往，想起非洲，總覺得遙遠而神秘，沒想到有朝一日，這里的生活會成為我的日常。

塞內加爾的猴面包樹

01

在工作中感受文化差異

教科文組織是聯合國在教育、科學、文化等領域的專門機構。我作為初級專員，在文化團隊中參與教科文組織六大文化公約在西非地區(qū)的落實工作。在日常工作中，我深刻感受到了中非文化的差異。

第一個差異，是打招呼的方式。不同于我以往習慣的簡單問好，在這里，人與人之間的問候有一套完整的儀式。周一早上見面時，人們習慣相互進行連珠炮式地詢問：早安，你睡得好不好？身體怎么樣？周末過得如何？家人都好嗎？……聽起來，簡直就像饒舌音樂。

起初，我習慣說完“Bonjour”（你好）就談正事，慢慢發(fā)現，這樣可能會顯得簡慢。于是，我學著放慢腳步、認真回應。在這個過程中，我逐漸感受到：這種長長的問候背后，是當地人的熱情與對交流互動的重視。

第二個差異，是對性別平等的認知。在伊斯蘭教國家，男性最多可以娶四個妻子，塞內加爾現任總統法耶（Faye）就有兩位夫人。雖然現實中我認識的大部分當地已婚人士都是一夫一妻，但這種深植于宗教中的體制化的男女不平等，仍導致部分人的性別觀念較為保守。

在工作中，我有時會遇到非洲男同事搶話或者忽略我的想法的情況；在打車時，若司機知道我未婚，便會滔滔不絕地談他想娶第二個太太的愿望——為杜絕類似騷擾，后來我出門都會在無名指戴上戒指，自稱已婚。

在文化合作中，我也感受到了推進性別平等的艱辛：我們曾和塞內加爾文化部合作舉辦性別平等相關的培訓活動，對方最初要求活動中不得出現“性別”一詞，經過反復溝通他們才妥協。這讓我意識到，要在這片土地上實現性別平等任重道遠，在文化工作中需要格外關注女性議題。

教科文西非區(qū)域辦事處2025年慶祝國際婦女節(jié)系列文化活動

第三個差異，是時間觀念。我所在團隊的同事都很守時，但在當地的公共活動中，遲到是常態(tài)。曾經，我去看的一場電影足足晚了三個小時才開場，因為主辦方堅持要等重要嘉賓到來。對此，當地人都能平靜接受，并未表示不悅。

還有一次，塞內加爾國家大劇院播放紀錄片《義烏：奇跡之城》，講述塞內加爾商人在中國創(chuàng)業(yè)、促進兩國經濟與人文交流的故事。當時，男主角的親戚、朋友都來捧場。雖然紀錄片當天也是晚點放映，但結束后卻像一場慶典：男主角的親友們紛紛發(fā)言，有人即興唱歌贊美他，一些婦女跳舞歌頌他在塞內加爾辦工廠、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

我逐漸明白，“遲到”在這里并不意味著消極以對，而是彰顯了一種真實、包容的慢節(jié)奏。

第四個差異，是溝通習慣。剛來塞內加爾時，有外國同事曾跟我分享過一個經驗：與部分合作方確認信息時，一定要打電話——郵件答復往往出于禮貌或面子，并不一定保證實際完成。對于這一點，我有越來越深的體會。

這里的人總是更偏好打電話或當面交流，而不是發(fā)郵件或信息。人們更相信直接交流，也更需要親耳確認信息的真實性。記得有一次我放假，雖然已提前將工作軟件的狀態(tài)設置為“放假”，但仍有同事在假期打電話給我，他們似乎要親耳聽到我說“放假”才能確認這個消息的真實性。

02

與當地人同行：不同的消費與生活觀

在工作之外，我也接觸了不少當地人，對塞內加爾的風土人情有了更多了解。我曾租車旅游，聘請了房東的當地朋友帕帕·巴（PapaBa）做兼職司機。

在此過程中我了解到，塞內加爾的人工成本很低，司機一天的工資是1萬西非法郎（約等于120元人民幣）。我每天傍晚付給司機的傭金，他總會立刻找機會花出去一些。

例如，塞內加爾不少酒店會提供免費的“司機房”，方便游客配當地司機出行。這種房間往往比較簡陋，只有桌、椅和草席。那次旅行，我應司機要求選擇了帶司機房的酒店，但是，傍晚他拿到錢后，立刻去給自己升級了空調房。

“有錢就花”是當地人的一種普遍生活方式。我曾聽中資企業(yè)的朋友說，雇用當地人不敢按月開工資，因為一發(fā)工資，很多人就不來上班了，直到月中錢不夠了才回來。在飯店也可以感受到這一規(guī)律——每到月初發(fā)完工資時，飯店總會爆滿；而到下旬，人就越來越少。

塞內加爾當地布料市場

那次旅行結束時，正好是齋月的最后一天，司機便邀請我去他們家過開齋節(jié)、吃開齋飯。經過幾天的相處，我們已經彼此熟悉，司機開始跟我“吐槽”。原來，他有自己的職業(yè)，同意做兼職司機的原因，是期待陪同外國人度過一個“豪華”的假期。

沒承想，我們住的是沒有空調的環(huán)保酒店或者開在猴面包樹上的新奇旅館，吃的是最便宜的法棍，去的是蠻荒小島探險。這些外國人追捧的“野奢”式游覽，在他看來簡直是吃苦。

在他心目中，只有旅程的最后一天才是真的度假——那個旅館的司機房自帶空調。由此可見，我們對“享受”的定義不同。

這一點，我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有感受。我們的工作地點有室內食堂，但房頂上可以看到大海。午餐時間，外國同事們常喜歡到房頂吃飯，邊吃邊看風景；當地同事則更喜歡在食堂里吹空調，覺得房頂風吹日曬。

達喀爾的清真寺

我一直認為，城市的靈魂來自生活在這里的人們。除了法語，塞內加爾當地人常用沃洛夫語。

這種語言中有許多表示團結的詞句，其中，“Teranga”意為熱情歡迎、慷慨分享、互助精神。這個詞就像當地人給我的感覺——生命力強、待人直接、對小事不甚計較，且喜歡開玩笑。每次和他們一起用餐時，桌上總是充滿歡聲笑語。

所以，雖然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感受到了很多文化差異，生活條件也很艱苦，但我卻在這里體驗到了一種難得的松弛感。

（作者：高敏，原載于《留學》雜志2026年第3期，原標題為《塞內加爾初體驗：慢節(jié)奏與真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