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收達爾文港，巴拿馬判合同違憲，我們對美國衰落誤判了？

從澳大利亞強行收回達爾文港，到巴拿馬最高法院宣判長和集團的港口合同違憲，這兩件事連在一起看，答案其實很明顯。西方天天掛在嘴邊的“契約精神”，在真正的利益面前，根本一文不值，他們能毫不留情地拋棄掉。

大家都清楚，這兩件事的核心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我們踩中了美國的戰略紅線。美國一心想維持自己在太平洋的戰略優勢，還想重新搞“門羅主義”，把美洲和太平洋當成自己的后院。而中國在達爾文港和巴拿馬運河的經營，剛好成了他們的阻礙，道理就是這么簡單。

現在問題來了，美國已經明擺著，這個世界就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它還能用雷霆手段，逼著澳大利亞和巴拿馬犧牲自己的利益，來為美國的利益服務。這是不是說明，我們一直認為的“美國正在衰落”，其實是一個誤判？今天，我們就來尖銳地剖析這個問題。

我的核心判斷很明確：中國并沒有誤判美國“相對實力下滑”這個事實，但我們確實低估了美國的三種能力，這也是最值得我們警惕的地方。

第一，美國是“衰而不弱”，尤其強在它的“制度武器”上。很多人看美國衰落，只看它的經濟優勢在縮小，但其實美國真正的優勢，從來都不只是經濟。它真正厲害的，是三件事：一是規則解釋權，就是由它來定義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違憲”、什么是“國家安全”，澳巴毀約用的，就是它定義的“國家安全”借口；二是盟友約束力，這不是靠命令，而是靠結構性依賴，澳大利亞離不開美國的軍事保護，巴拿馬離不開美國的經濟援助，只能聽美國的；三是制度外包能力，就是讓別的國家替它出手，自己躲在背后操盤。

不管是達爾文港還是巴拿馬港口事件，美國都沒有親自下場。它靠的是盟友出面、本地司法背書、再加上“國家安全”的說法，就輕松實現了自己的戰略目標。這種打法，既危險又省力，不用自己背負毀約的罵名，還能達到打壓中國的目的，這就是美國最陰險的地方。

第二，中國早期有個假設，“經濟綁定就能帶來安全”，但在西方體系內，這個假設根本不成立。中國的長期邏輯很簡單：和其他國家深度綁定經濟，雙方利益交織，政治風險自然就會下降。但現實狠狠打了我們的臉，在美國主導的體系里，情況恰恰相反：一個項目的經濟價值越關鍵，就越容易被安全化、政治化。

達爾文港不是因為沒用，才被澳大利亞收回，恰恰是因為它太有用，靠近南海，是重要的物流樞紐，美國擔心中國借助它擴大影響力；巴拿馬的港口也不是經營失敗，而是太成功，長和把港口做得越好，美國就越忌憚，害怕中國掌控巴拿馬運河這個全球航運的喉嚨口。這不是我們誤判了美國的衰落，而是我們低估了地緣政治，能徹底覆蓋商業邏輯，在霸權面前，商業合作根本不堪一擊。

第三，美國確實在衰落，但它衰落的是“控制力半徑”，而不是“破壞力”。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美國的衰落，不是全面崩塌，它只是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全面主導整個世界了，但它依然有能力，精準破壞全球的關鍵節點。它還能拉著自己的盟友，對我們進行“點名式圍堵”，針對性地打壓中國的海外布局。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美國不再試圖管理全球，而是轉向了“阻斷對手的關鍵路徑”。不管是港口、運河、海峽，還是金融通道，只要是中國發展需要的關鍵節點，美國都會想方設法去破壞。達爾文港和巴拿馬港口，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這里給中國的警示，其實很深刻：我們絕對不能低估“衰落霸權”的反噬性?；仡櫄v史就知道，真正危險的不是上升期的霸權，而是那些還握有規則解釋權、盟友體系和破壞能力的衰落霸權。這類國家，因為自身實力在下滑，就不再追求長期共贏，反而更傾向于短期阻斷，對規則的使用也更工具化、更不講情面，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什么事都做得出來。

如果說有什么值得我們反思的，不是我們對美國衰落的判斷錯了，而是我們在三個方面，確實考慮不足。一是對海外關鍵基礎設施的風險定價不夠高，我們太看重商業回報，卻把戰略風險放在了后面，忽略了美國和西方的霸權邏輯；二是對西方“司法—政治—安全三位一體”的打壓，反制準備不足，我們以為簽了合同就有保障，但在西方體系里，合同根本不等于安全；三是對美國盟友體系的黏性評估，還是太樂觀，很多國家在中美之間，不是搖擺不定，而是在延遲站隊，一旦美國施壓，它們大概率會倒向美國，犧牲中國的利益。

未來我們在海外布局時，必須多一份警惕，既要重視商業合作，更要防范戰略風險，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再吃類似的虧，才能穩步推進我們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