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眼中最友好的四個國家，我國榜上有名，有兩個讓人意外

1961年9月的平壤車站尤其熱鬧——幾節掛著醒目標語的綠皮車駛進站臺，車廂里全是剛從海參崴轉運來的面粉、柴油和零配件。站在月臺上的金日成輕聲對隨員說：“老朋友又伸手了。”這句短短的話，道出一個被層層制裁包圍的國家對外部依賴的全部心思。半個多世紀過去，愿意在關鍵時刻為朝鮮遞上一只援手的國家依舊屈指可數，名單里既有熟面孔，也藏著意想不到的身影。

只要朝鮮半島局勢稍有波瀾，俄朝聯絡線總會先亮起綠燈。蘇聯時期的援助資料里，軍事條款鋪滿厚厚幾大冊。米格噴氣機、T-34坦克、遼闊西伯利亞的糧食，一船接一船地穿過豆滿江口。1991年蘇聯解體，克里姆林宮收縮全球勢力，但莫斯科并未全盤切斷對平壤的技術供應。二〇〇〇年后，兩國開始以“能源換勞務”的方式繼續合作：朝鮮為遠東建設輸送勞動力，俄羅斯承諾擴建鐵路、電力與通訊。外界謠言四起，覺得俄朝早已貌合神離，可每次聯合軍演的炮聲都在提醒世人，老大與小弟的默契，沒有那么容易散場。

回到東亞大陸，中國的位置自然特殊。抗美援朝的烽火尚未散盡，中朝協約已寫進互為屏障的默契。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正當中國經濟自我療傷，物資也緊張，卻依舊開辟鴨綠江鐵路線向北輸電、供煤。改革開放后，丹東口岸成了朝鮮了解世界的櫥窗：彩電、摩托車、甚至小麥良種，一車車過去；人參、松茸、海產品又被換回來。彼此也有過擰巴——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蘇分歧加劇時，平壤一度猶豫左右觀望；然而金家政權畢竟更在乎近在咫尺的那條江。進入二〇一二年，三八線以北的年輕掌權者多次強調“繼承父輩的友誼”，并把中國技術團隊請到羅先經濟區“試水”市場化，這在高度封閉的朝鮮顯得不尋常。

說到越南，很多人會皺眉。昔日“同志加兄弟”的旗幟曾在河內與平壤之間高高飄揚。六十年代，對抗美國航空兵是共同課題，朝鮮抽調一個殲擊機團遠赴安沛省，順帶送去了數十架米格-17。機場外，越南地勤緊握朝鮮飛行員的手，“同志，盼你們在空中多打幾架F-105。”然而七十年代末，越南與中國兵戎相見，朝鮮毫不猶豫站到北京一邊。此舉讓河內頗為失望，兩國關系跌入冰窖。九十年代東歐巨變、蘇聯坍塌，越南迅速松綁外交，重啟對朝通道。盡管熱度比不上當年，但在多邊制裁的重壓下，平壤仍把這位曾并肩作戰的老伙伴保留在“安全名單”，原因很簡單——有一條可用的外匯通道，勝過空喊口號。

真正讓外界驚訝的，是加勒比海另一端的古巴。1986年的那次訪問，菲德爾·卡斯特羅身著橄欖綠軍裝，在平壤體育場高聲喊出西班牙語口號，現場禮炮齊鳴。“同志，這是哈瓦那最好的雪茄，也是我們的心意。”一句輕松的客套，被翻譯傳到金日成耳邊，也被寫進了《勞動新聞》。兩國都把“反美”放在政治語言的第一行，從糖業互補到醫藥合作，再到向朝鮮出口鎳礦加工設備，古巴始終是平壤突破美洲孤立的唯一跳板。更有趣的是，朝鮮電視臺曾高調播放切·格瓦拉的紀錄片，借機為國內宣傳“革命傳統”，這也強化了兩國的意識形態親近感。

回到今天，四國名單并非靜止的石刻，而是隨國際風云微調。俄烏沖突后，俄羅斯轉向亞洲尋求更多地緣支撐；中朝邊貿在疫情封閉三年后正慢慢復蘇；越南繼續在大國之間騰挪，卻與朝鮮保持技術培訓與稻種交換；古巴依舊在聯合國大會上為平壤的立場投下反對票。對朝鮮而言，能同時得到核潛艇部件的圖紙、廉價石油、農作物種質資源和政治聲援，哪怕只是杯水車薪，也意味著政權穩定的保險單。

當然，友好并不等于毫無分歧。朝鮮想要更先進的衛星運載技術，俄羅斯顧慮聯合國禁令遲遲不松口；中國關心半島無核化，對平壤的試驗場動靜從不含糊；越南忙著加入更多區域經濟框架，無暇被拖入對抗；古巴本身囿于經濟困局，只能提供象征性支持。這些現實掣肘，使“最友好”更像一種權宜排列，而非牢不可破的誓言。

然而在平壤看來，名單里每條紐帶都刻著血與火的印記。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加勒比風云、俄朝鐵路合作——每一段共同經歷都是政治資本。朝鮮倚重的不是援助數字本身，而是在關鍵節點有人出面發聲、有人愿意買賣東西、有人肯提供技術。對一個深陷制裁旋渦的國家來說，能把四根繩索攥在手里，就足夠維系外部呼吸。

于是，列車繼續在圖們江畔往返，鴨綠江的貨輪仍在裝卸，大米、機械油、石墨電極與朝鮮的鐵礦、石墨、海產相互交換。河內專家在平壤郊區的蔬菜大棚里忙碌，試種耐寒水稻；哈瓦那的醫生戴著白手套為朝鮮兒童做義診；而遠東港口的倉庫燈火通明，標著俄文“金屬制品”的木箱等待裝運。四國之間的合作網絡或許不夠富裕，卻在酷寒與制裁的曠野中，為朝鮮留出一點騰挪的余地，也讓這份“最友好”多了幾分沉甸甸的現實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