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家族投巨資，如何在中國建立“北京協和醫學院”？

時針撥回到1919年，地點是北京。

你要以為他們在談什么戰略大事，那就錯了。

這兩人臉紅脖子粗，僅僅是為了房檐底下那點油漆的色號。

這一架吵了半天，倆人總算是定下來了：那塊鑲板得刷成紅色，上頭還得加個裝飾帶，中間畫個像獎牌似的大圓圈；至于撐著房頂的那些圓木頭，沒商量，必須是純綠色的。

這畫面怎么看，都像是兩個挑剔到極點的包工頭在扯皮。

可實際上，他們腳踩的這塊地皮，是那個年代全世界下注最狠的一場慈善豪賭。

為了把這事兒辦成，洛克菲勒家族不光請來了建筑圈的頂流，就連那個出了名摳門的老洛克菲勒，看著預算表像脫韁野馬一樣失控，竟然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這一年，中華醫學基金會（CMB）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他們把四千四百多萬美金，一股腦兒全砸進了一個國家——中國。

咱們把賬本攤開比劃比劃，同一時間，管著全世界七十幾個國家衛生事務的國際衛生委員會，手里的總盤子也才九千四百萬。

到底是什么樣的大買賣，能讓洛克菲勒家族把全世界將近一半的醫療本錢，單單扔進剛鬧完義和團、局勢亂成一鍋粥的中國？

這筆賬，得從一盞不起眼的煤油燈盤起。

把日歷往前翻五十年。

那會兒提起洛克菲勒，沒人覺得他是善人，那可是壟斷資本的活靶子。

19世紀80年代，標準石油公司在亞洲的日子不好過。

俄國人的油、緬甸的油，再加上各地針對美國貨的高關稅，像鐵桶一樣把他圍住了，生意越做越憋屈。

老洛克菲勒急了，非得撕開個口子不可。

他盯上的這塊肥肉，叫中國。

當時的打法，說白了就是“降維打擊”。

為了讓還在點植物油燈的中國人掏腰包買煤油，這幫人搞出了一種造價極低的燈具，起名叫“美孚燈”。

“想走運？

想長壽？

想家里平平安安？

那你得活在亮堂的地方啊…

要是家里有個讀書娃，點上這燈，成績準能蹭蹭往上漲。

哪個當爹媽的不盼著孩子有出息呢？”

這招真靈。

“美孚”這倆字，硬是成了煤油的代稱，標準石油也就順理成章，成了20世紀上半截在中國混得最風光的美國公司。

可錢是賺海了，名聲也臭了大街。

在美國老家，洛克菲勒靠著吃回扣、卡管道、強買強賣這一套搞起來的石油帝國，把老百姓嚇得夠嗆。

1911年，法院一錘定音，強行肢解了這個龐然大物。

邪門的是，這頓“板子”打下去，洛克菲勒反倒更肥了。

隨著股票一拆分，加上汽車滿街跑，到了1913年，他兜里的錢頂到了九個億的歷史最高點。

錢多得沒處花，名聲卻爛到了泥里。

這時候，一直跟在他身邊、當過牧師的顧問格池，給他指了條明路：搞慈善。

但這錢該怎么撒，也是個技術活。

起初，這父子倆的腦回路很傳統：辦大學。

小洛克菲勒是個虔誠的教徒，他對中國的興趣，很大程度上是被基督教青年會給帶起來的。

1906年，芝加哥大學的校長賈德森寫信以此慫恿：咱們在中國搞個大學吧，名義上必須是基督教的，但骨子里別分教派，搞綜合性的。

這話聽著耳熟——不就是把芝加哥大學原樣搬到中國去嗎？

為此，洛克菲勒專門組了個團，領頭的是神學教授伯爾頓和地質學教授錢伯林，號稱“東方教育考察團”，去中國實地摸底。

考察團轉了一圈回來，直接潑了一盆冷水。

伯爾頓的報告寫得很直白，在中國辦綜合大學，有兩只攔路虎：

頭一個，在華的那幫傳教士肯定不干，他們反對搞世俗大學，各個教派山頭林立，根本捏不到一塊去；

再一個，清政府正忙著搞自己的教育改革，對于一所由洋人完全把控的大學，那是滿肚子的戒備和不信任。

這路算是堵死了。

咋整？

既然路堵死了，換一般人估計就撤攤子了，頂多給教會學校撒點錢算完。

可格池和小洛克菲勒眼睛尖，在伯爾頓那份全是壞消息的報告里，硬是摳出了個新路子。

伯爾頓雖然把辦大學的路否了，卻留了個活扣：

“李提摩太博士雖然沒明說，但他想要其實就是個中國版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格池一拍大腿：這不就是突破口嗎？

他在備忘錄里寫道：“咱們在大學教育上想干沒干成的事，能不能換到醫學上來？

直接在中國搞‘科學醫學’行不行？”

你想啊，醫學屬于科學，不牽扯什么意識形態，清政府挑不出毛病；醫學又是救死扶傷，不分什么教派，傳教士們也能點頭。

這簡直就是個完美的“最大公約數”。

大方向定了，接下來走哪條道又成了問題。

這里頭，其實藏著兩條路線的博弈。

在洛克菲勒的醫學慈善版圖里，分兩派。

一派是“國際衛生部”那幫人，走的是公共衛生路子。

他們的算盤是：花小錢辦大事，搞搞疫苗、殺殺蟲、治治鉤蟲病和瘧疾，盯著的是“大群體”。

另一派是“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走的是精英路子。

他們的邏輯是：搞最尖端的研究，建最好的醫院，培養大專家，盯著的是“硬科學”。

在中國，這棋該怎么下？

1914年1月，小洛克菲勒親自坐鎮，開了個關于中國的會。

桌子上吵成一團，有人說搞教會學校聯盟，有人嚷嚷著搞公共衛生。

甚至有人傻乎乎地問了一句：“中國政府能配合嗎？”

小洛克菲勒當時不想聽廢話，幽默了一把：“諸位，現在的局面是，每個人內衣兜里都揣著個錦囊妙計，可這個問題全世界都沒人能真正搞定。”

最后的拍板，透著一股子洛克菲勒式的精明：要么不干，要干就干成壟斷級的標桿。

他們打定主意，不跟中國的大學搶學生，也不去搞鋪天蓋地的衛生運動（那是后話），而是要把當時最頂尖的“科學醫學”引進中國這塊“處女地”。

他們要蓋的，絕不是普通的教會診所，而是一個樣板間——北京協和醫學院。

為了這事，他們不光把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的院長韋爾奇請出山，還把美國當時最牛的醫學教育家全拉來了。

這么干的代價，就是燒錢。

前面提到的那四千四百多萬，絕大部分都填進了這個無底洞。

相比之下，在亞洲其他國家搞傳染病防治的錢，連總預算的零頭都不到，只占8%。

因為在他們的算盤里，這哪是蓋醫院，分明是在給洛克菲勒家族立一座擦不掉的豐碑，必須完美無缺。

1921年，北京協和醫學院正式揭幕。

小洛克菲勒大老遠跑來親自站臺。

這對他來說太反常了，原本只打算待三周，最后硬是賴了三個月才走。

連《紐約時報》都跟著湊熱鬧，連篇累牘地報道。

這座醫院一立起來，洛克菲勒家族在中國的形象算是徹底翻身了。

以前，他們是強賣煤油燈、被反壟斷法追著打的貪婪奸商；現在，搖身一變，成了把最先進科學帶給中國的慈善大善人。

回頭再看，洛克菲勒這筆賬算得那是相當精。

要是當年硬著頭皮搞綜合大學，搞不好就陷在政治和宗教的泥潭里出不來，最后落個竹籃打水一場空。

反過來，選了醫學，選了建這么個高標準的精英堡壘，雖說錢花得讓人心疼，卻成功繞開了所有的雷區，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釘進了一顆拔不出來的釘子。

那個關于紅油漆和綠圓木的細節，看著像是有審美強迫癥，其實就是這種策略的縮影——用中國傳統的大屋頂（宮殿式建筑），包著最純粹的西方科學芯子。

就像當年那本推銷煤油燈的小冊子上寫的：“想走運、長壽、健康？

那你得活在光亮里。”

只不過這一回，洛克菲勒賣的不再是煤油，而是另一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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