鑰匙的現代啟示

司馬遷對歷史意義有個深刻的理解，這在他引用父親司馬談遺言的那段話里體現得特別清楚。司馬談說：周公之所以被天下稱道，是因為他能夠歌頌文王、武王的功德。沒有周公的講述，所有這些偉大的歷史都會被遺忘的力量侵蝕。是周公制禮作樂，把這一切變成詩，偉大圣王的光輝業績，才永不磨滅。

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

同樣的道理，孔子作《春秋》為什么能夠成為后來學者們學習的法則？也是因為春秋不只是記錄歷史，更是在弘揚一種價值觀。司馬談說：從孔子作春秋到自己生活的這個時代，中間 400 多年了，史書記載斷絕，現在漢朝興起，涌現了那么多值得記錄的人和事，我作為太史，如果不把它們記錄下來，就是荒廢了天下修史的傳統。

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這里體現了司馬遷對歷史寫作功能的理解：不只是求真，還要傳承價值觀，還要為后世提供借鑒。現代史學往往只關注求真，在如何抵達真相這個問題上達到了古人難以企及的成就。但是也有遺憾，就是傳統歷史著作的許多社會功能，現代史學反而無力承擔了。司馬遷有個特點，他說自己“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年輕時放縱不羈，被視為不良少年，完全得不到家鄉父老的認可。正因為這樣，他才需要父親動用關系，才能入宮做郎官。

但他的這種“邊緣人”身份，也給了他特殊的優勢。首先，他不受傳統觀念束縛。如果他是個循規蹈矩的好學生，可能就不會有《史記》這樣突破性的作品。其次，他處在官方任務與私活的交界處。作為太史令，他有查閱官方檔案的便利；但作為一個有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他又不完全受官方立場約束。有時候特別出色的東西，都是在官方任務和私活之間這個交界的地方做出來的。你特別是圈里人，就意味著你可能和圈外沒辦法溝通；你如果完全在圈子外面，又不知道圈子是怎么運作的。作為邊緣人，既知道圈內的事，又知道往圈外看，很多時候邊緣化反而是在尋找突破口。

這對今天的歷史寫作很有啟發。看到很多優秀的歷史作品，作者往往是媒體人出身，他們既了解專業研究的成果，又有和大眾溝通的能力，正是這種邊緣人身份給了他們優勢。《史記》在歷史上有個惡名，叫“謗書”，一部“誹謗”的書。注意，古代“誹謗”的意思和今天不太一樣，不是說捏造事實的誣陷才叫“誹謗”。你把陰暗面如實記錄下來了，這個也叫“誹謗”。所謂“國惡不可書”，國家的負面信息是不能寫下來的。這個問題后世的相關爭議一直沒停過。一邊是帝王視角，史書就應該為尊者諱，不能寫給帝王抹黑的事；一邊是史家的堅持，不虛美，不隱惡，實事求是地記錄。

一個對比：喬治·奧威爾和司馬遷代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歷史觀。奧威爾在《1984》里說：“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掌握了過去；誰掌握了過去，誰就掌握了未來。”這是老大哥的操作邏輯。司馬遷的態度恰恰相反。他在《自序》里引用大量“賢圣發憤之所為作”的例子，說那些偉大的人都是胸中聚集憤懣，理想與現實無法調和，因而追述往事，期待將來有人能夠理解自己。司馬遷說的是：正因為失去了現在，所以才要把握住過去；如果能把握住過去，才有可能面向未來。

奧威爾說的是“老大哥的凝視”，司馬遷說的是“失敗者的不屈”。這種態度對今天有什么啟發？首先，歷史寫作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即使在政治高壓的時代，也要想辦法保留不同的聲音，這種手法古代叫“諷喻”，現在叫“陰陽怪氣”。其次，要承認歷史寫作的多重功能。現代史學往往只關注求真，但司馬遷告訴我們，歷史還可以承擔傳承價值觀、提供情感慰藉、啟發現實思考等多種功能。我們需要求真的歷史，但也離不開承擔更多功能的歷史，這是一個事實，你喜歡或者不喜歡，它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