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瀛文化觀察——看見，“消失”在歷史里的女性藝術家

作者：非一 來源：日本華僑報

在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一場聚焦戰后女性藝術家的展覽《反?行動——她們各自的挑戰與回應》在今日悄悄落下帷幕。

二戰結束后，準備迎接男女平等新時代的日本社會，涌現出的一批前衛的女性藝術家。這些女性藝術家們，只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初捎捎展露頭腳，而后，她們中的大多數很快便銷聲匿跡在日本美術史中。

聚焦戰后14名女性藝術家的此次展覽，于2025年10月在豐田市美術館開幕，繼東京國立美術館的展出之后，還將于今年3月巡回至兵庫縣立美術館展出。14名藝術家中至今仍耳熟能詳的，恐怕只有草間彌生，主要是因為她始終在美國展開創作活動，相對較少地收到日本國內美術評論的限制與影響。

重新審視20世紀50至60年代日本女性藝術家的創作，她們的作品充滿嘗試新表現與新素材的欲望，其審美觀亦極具先鋒精神。她們對色彩的認知與運用，即便是在今天，也依然不顯落伍，甚至擁有跨越時代的遠見卓識。

在上世紀50年代，推動日本女性藝術家走上創作道路的，主要是從海外流入的“非定形（Informel）”抽象藝術運動。藝術家們在此次藝術運動中，主要著眼于對“產生形狀之前”這一階段的藝術表現進行嘗試，作品中沒有大眾容易接受或理解的風景、肖像、靜物，而是尚未穩定的幾何圖形，甚至是扭曲的油彩或軀體。

在“非定形（Informel）”抽象藝術運動之后，“行動繪畫（Action painting）”這一樣式概念的也從美國引入日本畫壇，行動（action）這一充滿“力量”的詞匯立刻讓日本以男性為主導的美術評論界聯想起男性藝術家英雄般的軀體及其孔武有力的創作行為，仿佛“力量”、“行動”這些原本中性的詞匯與女性并無關聯。正因如此，被莫須有為柔弱的女性藝術家們，便在這樣的評論界中逐漸被邊緣化，從而漸漸退出了人們的視線。

然而，她們的創作本身卻并沒有因此而停止，只不過是在以男權為主導的社會語境中不被提及而已。時隔70余年，終于有人愿意翻開她們塵封的畫布，把那些自由奔放的藝術靈魂展現給大眾品評、欣賞。

其實，女性藝術家的銷聲匿跡，也并不單純存在于日本美術界。整個世界范圍內，女性藝術家往往是很容易被大眾忽視的一個群體。1985年，7名女性藝術家開啟了名為“游擊女孩”的活動。她們在1989年，對大都會美術館的當代藝術公開藏品進行統計，并提出了以下振聾發聵的問題：

“女性必須裸體才能進入大都會美術館嗎？現代藝術部門的女性藝術家占比不足4%，裸體模特卻有76%是女性。”

藝術界存在一種“正統美術史觀”。這種觀點以接受正規教育并在畫壇獲得認可的大師作品為核心，按時代進行分類體系化。由于獲得教育與發表機會者及評價專家多為男性，被制度排除在外的女性及非西方圈人士便被排除在評價體系之外，無法載入史冊。結果導致所謂“白人男性作家”的作品壟斷了美術館展陳空間。

該問題自上世紀70年代起便引發著性別研究學者的持續關注。進入2010年后，隨著80年代學習女性主義理論的女性自身，開始擔任世界重要美術館館長等要職，此前未受關注的藝術家作品逐漸被收藏，并在展覽中為世人所見。尤其是經歷了2017年#MeToo運動后，人們對社會評價體系中女性與少數群體的身份認同問題有了更深刻的認知。全球各大美術館掀起了重新評價女性藝術家的浪潮。

首當其沖的，正是英國近現代藝術的代表機構——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泰特現代美術館清醒地認識到：當今活躍藝術家中半數為女性，但截至2017年，泰特館藏中在世藝術家的作品中，女性占比僅27%，男性主導的傾向十分明顯。近年來，該館大力舉辦女性藝術家展覽，以揭露并反思藝術界對女性及非西方藝術家的不公待遇。自2016年首位女性館長就任以來，該館在策展策略上確保女性藝術家在個展及群展中的占比超過50%。

在女性一直以來疏離社會生活的日本，美術界的趨勢也與世界其他國家并無不同。據調查顯示，2011至2020年間，15家主要近現代美術館舉辦的個展中約85%由男性作家主導。此外，7家公立美術館購入作品的藝術家中，約72%為男性。

好在變化正在悄然發生。2019年的“愛知三年展”就采納了參展作家男女比例均等的方針。發掘女性藝術家及采用女性主義視角的展覽也日益增多，如東京森美術館于2021-22年舉辦的展覽《另一種能量》、金澤21世紀美術館于同時期舉辦的展覽《女性主義/FEMINISMS》等等。近期，此前提到的由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等三館聯合主辦展覽《反?行動——她們各自的挑戰與回應》也是這種變化的重要一環。

女性從幕后走到臺前，是一個歷史過程。從尋求性別平等及無差別待遇到它的實現，也是一個過程。直到有一天，當人們不再需要刻意地去為男性/女性，強者/弱者進行分類，而是自發地去尊重每一個與己不同的個體，相信那時，我們便是離真正的平等更進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