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太史公自序》,我們可以看出司馬遷獨特的編排哲學。先看本紀。按照后世的理解,本紀是寫帝王的。但司馬遷的標準不是這樣。他在《自序》里說得很清楚:對各代所行之事進行編排和考察。誰在發布政令,就給誰立本紀。帝王不帝王的,不是重點。
所以我們看到了《項羽本紀》。項羽只是霸王,從來沒稱過帝,但他確實在對天下發號施令,所以就可以立本紀。更有爭議的是《呂太后本紀》。劉邦的呂后也沒有像武則天那樣稱帝,但她確實在掌權,包括漢惠帝在位的七年,司馬遷都放在《呂太后本紀》里敘述。這種安排在后世引起很多爭議。《漢書》就把這十五年拆成了《惠帝紀》和《高后紀》。《漢書》的做法有道理,但不能拿這個標準去指責司馬遷,因為司馬遷的時代沒有立這樣的規矩。司馬遷的邏輯很簡單:看誰在真正掌權,而不是看名分。這種編排哲學,體現了司馬遷對歷史的獨特理解:歷史不是帝王家譜,而是權力運作的真實記錄。再來看“表”這個體裁。司馬遷說:我這部書不是像編年體那樣,把同一年的所有事件混雜寫在一起,每件事情是講得比較清楚了,但是事件和事件之間的關系變得模糊了,所以要做表格。
既科條之矣,并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而且你會發現一個有趣的規律:歷史的清晰度在逐漸提高。開始的“三代”是“世表”,因為年代太久遠,只能“誰是爸爸、誰是兒子”這樣排列一下。《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春秋戰國歷史是“年表”,可以精確到年。到了“秦楚之際”就是“月表”,秦二世到楚漢相爭,號令天下的從姓“嬴”的變成姓“項”的,再變成姓“劉”的,所謂八年間“天下三嬗”,事件太密集,必須精確到月份才能理清事情的前后因果。這種從世到年再到月的精確度遞增,反映了司馬遷史料掌握情況的變化:越是接近當代,史料越豐富,記錄越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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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家和列傳的安排,更能看出司馬遷的主觀色彩。后世認為世家是寫王侯的,但實際上司馬遷自己說了,世家是寫重要人物的。什么叫重要?大致是司馬遷“覺得你行,你就行”。最典型的是《孔子世家》。孔子不但沒有封地,也沒有王侯爵位,憑什么立世家?影響在那里,理所當然可以立世家。更有爭議的是《陳涉世家》,這是后來被后來批評得特別多的事,陳勝一個農民,有什么資格立世家?但司馬遷有自己的邏輯,他對陳勝的評價是:陳勝反秦,好比作湯武伐桀紂、孔子作《春秋》。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
再說了,劉邦當了皇帝后,安排了三十戶人家看守陳勝的墳墓,這個待遇超過了秦始皇的二十戶。也就是說,陳勝在漢朝享受的就是世家待遇。《史記》這種主觀性很強的做法,很難成為后世的標桿。班固作《漢書》時就很干脆,取消世家一體,全部丟進列傳。但正是這種主觀性,讓我們從《史記》中能夠感受到更多鮮活的生命。列傳部分更能體現司馬遷的共情能力。比如同樣是寫“游俠”,司馬遷和班固的態度就完全不同。
司馬遷說:“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危急的情況,不管是誰,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會遇到,這時候就需要有人能夠挺身而出。王法達不到的地方,游俠可以去,人心中彌補不了的遺憾,游俠可以幫你彌補。所以司馬遷對游俠真的是一種浪漫書寫,拉開了“千古文人俠客夢”的序幕。班固的看法就完全不同,班固認為,只要你是游俠,不管你是一個高尚的人,還是一個卑鄙的人,你都是一個該殺的人,因為游俠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國家暴力壟斷權的損害。有意思的是,班固的祖上就有一位是大俠,但是大概正因如此,他更能夠看到游俠的本質。這種差別反映了什么?司馬遷寫誰就和誰共情,他有超強的共情能力。班固則是站在國家管理的角度看問題,所以好好讀《漢書》真的可以學習怎么當官。《史記》沒有這個功能,它讓你看見更多動人的人,但是也應該注意到,《史記》當中也有非常主旋律的一面,并不完全是個人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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