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核武專家張憲義叛逃美國，事后卻得到稱贊

1988年一月的最后一個傍晚，臺北松山機場塔臺記錄到一份特殊的出境申請：張憲義攜家屬赴美探親，停留期限半年。塔臺值班員皺了皺眉，“核研所的人，這么巧？”長官的回答輕描淡寫：“核電計劃暫停，他去散散心，放行。”誰也沒料到，這一次放行，直接終結了臺灣潛藏二十余年的核武計劃。

把時間往回撥到1964年十月十六日。大陸首顆原子彈在羅布泊成功引爆，蘑菇云沖天而起，驚懼最深的并非遠在華盛頓的決策層，而是隔海相望的臺灣當局。彼時蔣介石已77歲，復興大陸的念頭仍掛在嘴邊，但逐漸擴大的軍力差距讓他夜不能寐。擁有核武，似乎是唯一可與對岸扳手腕的砝碼。

美國表面承諾防衛臺灣，實際卻死盯著島內科研預算。凡涉“轟動性武器”，一律按下暫停鍵。蔣介石干脆決定“另起爐灶”，把“核能研究”偽裝成發電項目。1970年，“龍門計劃”在中科院悄然啟動，外界只看到源源不斷運來的鈾礦、回流博士，卻難窺其真正野心。

說起張憲義，這位1934年生于臺南的理工天才，本無意卷入政治漩渦。1962年，他以臺大機械系第一名的成績被保送美國田納西大學，攻讀核子工程博士。年輕的他熱中反應堆理論，課余常往實驗堆里泡到深夜。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找上門時，不是硬拉攏，也沒端槍，方式極溫和：先是資助學術項目，再點到蔣氏政權的“危險游戲”。張憲義開始動搖，“真要讓那座島擺弄末日按鈕？”這是他后來給友人流露的困惑。

1973年，博士學成歸國。臺防務部門早有風聲，先讓他在核研所外圍兜一圈，試探忠誠度。CIA臨行前的簡易培訓派上用場：凡事留白、從不多言、文件絕不私帶，張憲義表現得滴水不漏。兩年后，核研所高層確認他“可靠”，并委以核心任務——高通量實驗反應堆與鈾濃縮工段的總工程師。

進入八十年代，中科院幾乎湊齊了“最后一公里”的全部要件：重水回收系統運轉良好，空軍測量站的導彈平臺已完成初步匹配。蔣經國接班后，加碼投入經費并調來第六軍團工程兵支援地下工程。島內軍方甚至擬定了名為“云鵬”的空射核彈計劃，載具選定為AIDC自研的超音速教練機。張憲義深知自己手里的藍圖意味著什么，一旦按下啟動鍵，臺海局勢只會在眨眼間灰飛煙滅。

1987年夏天，核彈核心部件歷經多次臨界試驗，物理模組已具備量產條件。張憲義卻在同僚熱烈討論爆轟曲線時，悄悄把關鍵參數復印，兩套膠片卷進家中舊報紙里。一天夜里，他對妻子低聲說：“走吧，不走就晚了。”妻子愣住，“真的要離開？孩子怎么辦？”他只是搖頭，“這是最后的機會。”

1988年一月三十日，飛機落地洛杉磯。美國特工在廊橋接應他進了安全屋。隨行的兩個公文袋里，裝著臺灣研制數十年的技術脈絡：從钚分離工藝到爆轟透鏡設計，全都一目了然。兩周后，國際原子能機構聯合美國能源部突訪桃園陽衛山實驗區。保全們驚訝得張口結舌，堆芯被封，鈾料被拖走。臺灣“龍門計劃”瞬間折戟。

噩耗傳到臺北，蔣經國暴怒。據當晚的秘書回憶，他拍桌子怒吼：“誰放他走的！”次日凌晨，這位71歲的領導人因心臟驟停送醫不治。核武噩夢隨之終結，島內媒體幾乎集體失聲，唯有外電報道稱“臺灣重返無核”。

大陸方面得知張憲義出逃，有人贊其“阻止戰爭”，亦有人斥其“助紂為虐后又賣主求榮”。軍史學者私下議論：“若臺島真完成核彈，小國手握大炮，摩擦點就可能變成引信。”這種復雜心態，讓張憲義在官方記載中始終處于尷尬狀態：既非烈士，也非完璧歸趙的功臣。

以事后公開的檔案看，張憲義缺不了利益驅動：他獲得美國公民身份、獲得波士頓大學高薪教職，還得到一筆不菲的安置補助。但也有不能忽視的一面：他在很多場合堅持強調“島內有技術，但沒有制造是對的”。1998年，他向臺媒傳真一紙聲明：“我毀掉的是炸彈，不是家國。”

在核擴散史上，張憲義的叛逃被視為經典情報戰案例。CIA內部培訓材料提到“溫水煮青蛙”策略與“價值觀共振法”，皆因這樁行動而寫進教材。反觀臺灣，中科院在此后十余年再無涉核深研，人心散了，隊伍破了，經費也被砍去大半。

今人評議此事，常陷入道德與現實的拉鋸：忠誠與和平，到底孰輕孰重？不少學者指出，當個人確信所從事的工作將引發災難時，出走就是對政治權力的一次否決。可也有人提醒，張憲義若身處對岸，是否還會做出同樣選擇？答案無人能給。

張憲義的名字后來淡出華語媒體，他在美國隱居教授熱傳導課程，偶爾接受港臺記者訪問，從不透露太多細節。一次課后，有學生私下請教：“博士，當初真不后悔？”他沉默稍頃，慢慢抬頭，“技術可以用來造福，也可以毀滅，取決于誰的手。只要沒讓錯的人握核按鈕，就值。”

縱觀20世紀八十年代那一連串暗流涌動的核陰影，張憲義的舉動無疑重寫了臺海安全格局。功過評說，或許還需要更多歲月與更完整的解密檔案。但有一點已被時間驗證——沒有核武器起舞的海峽，比起一觸即發的核對峙，無疑安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