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德有給毛主席做口譯緊張到腿抖，受周總理批評，廖承志站了出來

1955年10月15日的夜風略帶涼意，中南海燈火猶亮。一名三十出頭的青年翻譯被領進勤政殿，他叫劉德有，腳步不快卻明顯發飄——那天，他第一次為毛澤東主席擔任日語口譯。燈下的長桌鋪著潔白臺布，場面不算奢華，但排坐的分量令人屏息：毛主席、周恩來、劉少奇、陳毅等人依次落座，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則在對面。劉德有被安排在代表團長身旁，手心已是冷汗。

毛主席開場用了湖南腔：“熱烈地歡迎你們！我們都是同一個人種。”劉德有的大腦飛速運轉，他想把“人種”譯成“種族”，結果慌亂中竟脫口而出“民族”。話音剛落，周總理輕聲提醒：“不是民族，是人種?！边@一句非批評卻勝似批評，劉德有瞬間腿抖如篩。

就在氣氛將僵未僵之際，坐在后排的廖承志挪到主席身邊，笑著舉手：“我來，我來。”隨后三個小時，廖承志的日語穩、準、活，讓日本客人頻頻會心大笑。劉德有暗暗咬牙：同樣的語言，為何差距這么大？

要理解差距得先回到源頭。劉德有生于1924年大連，一度身處日本占領區。1946年，他在東北大學日語系畢了業。1951年春，他被派往大連日僑學校教中文；一年后，又進京參與《人民中國》雜志創辦，開始了長達十二年的筆譯生涯。日?？谧g機會不少，可真正直面最高領袖的場合并不多，心理建設遠比詞匯儲備重要，這一點他當時并不明白。

1957年3月11日，紫光閣再度召見日本電影代表團。周總理的談話中突然提到“Ruan Ling-yu”。這一次，劉德有再次愣住——“阮玲玉”三個字怎么也搜不到對應的日文譯名。周總理見狀，俯身在紙上寫下“阮玲玉”，筆畫很快，卻又放慢重寫一遍。會見結束后，總理單獨把他留下，說得鄭重：“年輕人要懂得歷史，不能割斷歷史?！边@一句話像火烙在心里，自此成了劉德有案頭座右銘。

1961年10月7日，“日中友好協會代表團和教育代表團”到訪。那天毛主席興致極高，見來客自稱兒童文學作家，便笑言：“那你是安徒生的朋友嘍！”客人拍手稱快：“今天見到毛主席，是我人生戲劇的最高潮?！闭勗捴校飨謷伋龀烧Z“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湖南話一出，劉德有沒聽清，“同類呼友”四字在腦中打滑。眼看局面要冷，廖承志輕輕補了句：“主席說，同類呼友?！庇畜@無險，局面穩住。兩年多來，劉德有幾乎形成條件反射：一旦卡殼，余光先掃廖承志。

1962年1月2日，他再度在中南海為日本社會黨訪華團做口譯。這次場面溫和，毛主席談起革命歷程，忽然轉頭：“你是哪一年入的黨？”“1956年。”主席點頭，又向客人介紹：“他是新中國成立后入黨?！睂Ψ絾柤氨?，毛主席回答“邊打邊學”，又引用克勞塞維茨的名言。劉德有慶幸自己讀過《戰爭論》，總算一字不錯地譯了出來，心頭懸石這才落地。

1964年7月10日，人民大會堂里一場多團聯訪會見，氣氛隆重。劉德有只穿了短袖白襯衫，格外扎眼。毛主席卻先和他開起玩笑：“你叫德有，有德沒有德呀？”這句半真半假的笑問，讓他一時答不上來。還是同事解圍：“劉德有品行端正。”主席聽后微微頷首。短暫尷尬，很快消散。

從1955年到1964年，劉德有在“高壓鍋”里成長。他隨身揣著那本周總理寫過“阮玲玉”的小本，凡是新詞、典故、成語，隨記隨查。駐日工作期間，他把收音機當老師，看新聞、聽評書，鄉音未改，卻練就了東京街頭的地道腔。十多年后，日本學者藤山純一感嘆：“劉先生的日語，比我好?！边@是對他日夜苦練的公正注腳。

再回望廖承志那句“我來”，分量不比一錘定音的戰時部署輕多少?？箲鹌陂g，正是廖承志在香港籌款、聯絡、組建抗日游擊隊，才有東江縱隊的燎原之勢。到了和平歲月，他把同樣的膽識與語言天賦用于民間外交，幫助中日破冰。1972年前，東京的地下電臺里常回蕩著他的聲音，日本聽眾說：“像本國人一樣?！?/p>

劉德有的口譯之路并非平坦。知識盲區、緊張情緒、方言差異——每一步都可能墜入深坑。幸運的是，他遇到了兩位導師：一位是隨時提醒的周總理，一位是挺身補位的廖承志。批評與援手并行，他的日語從“差點誤譯”到“無懈可擊”，背后是無數夜燈和汗水。

如今翻開當年會議記錄，那些曾讓他心驚肉跳的瞬間已成歷史細節。人們記得周總理書寫的三個字，也記得廖承志的善意一笑，更記得那位青年翻譯從抖腿到穩坐，最終以嫻熟口譯贏得首長和友人的信任。歷史的主角或許是領袖與將星，但每一次成功的會見，背后都有默默成長的“劉德有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