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鄧首長催他回縱隊，率部歸建，老總讓他留晉察冀：先干副司令！

1946年1月的一天，張家口西北的指揮部里燈火通明。臨時會議結束后，曾思玉合上作戰地圖，他明白自己即將再度轉場：劉伯承、鄧小平急電催促，要求第一縱隊盡快南返歸建。就在所有人以為這位“能打硬仗的副司令”馬上就要動身時，朱德邁進屋來，輕聲卻堅定地說了一句：“先別急，晉察冀更缺你。”

第一次調令與第二次指令之間只有短短數日，卻讓第一縱隊的指揮層出現“真空”。事情要從抗戰勝利后的整編說起。冀魯豫軍區原有的主力被改編為晉冀魯豫軍區第一縱隊，楊得志任司令，曾思玉任副司令，蘇振華任政委。1945年秋，部隊組建尚未整頓完畢，邯鄲戰役突然爆發。第一縱隊奉命阻擊國民黨軍隊北上，大霧彌漫的漳河東岸，陣地一寸寸易手，時間卻被牢牢爭取下來，高樹勛部因此掀起起義。劉伯承后來說：“沒有一縱那幾天攔截，變數就大了。”

戰役甫一結束，第一縱隊途經平漢鐵路北上，原計劃開赴東北增援林彪。正行至冀東，中央再次電令：承德告急，晉察冀第二野戰縱隊兵力捉襟見肘，第一縱隊臨時歸蕭克指揮。承德保衛戰僵持近三十天，初冬的塞外氣溫驟降到零下二十度，部隊在冰雪中頑守，蘇振華天天跟戰士蹲在戰壕里，凍裂的嘴角仍在吹哨子指揮。緊接著全面內戰爆發，國民黨華北集結重兵，晉察冀不得不西撤至張家口，第一縱隊再度成為掩護主力的前衛。

就在張家口外圍炮聲未歇的深夜，曾思玉接到調令，被任命為冀晉軍區副司令，負責所有地方部隊的軍事工作。晉察冀當時地盤狹長、兵力分散，地方軍區的任務多為護糧、破襲、肅清交通線，對指揮員的調度能力要求很高。曾思玉硬著頭皮上任，等到局面剛剛梳理出頭緒，1946年底，又一紙命令把他“叫了回去”——劉鄧準備在豫皖蘇發動大規模進攻，第一縱隊必須歸隊。于是出現了最初那幕“前腳調走后腳挽留”的戲劇場景。

缺干部，是朱德非留人的根本原因。抗戰末期晉察冀抽調骨干支援各大戰區：鄧華、黃永勝隨東北挺進；郭天民隨北滿南下；李天佑甚至到達了大別山。隨著華北正面壓力驟增，留下的老部隊既要防御，又要機動，軍區指揮所里常常是一桌電臺、一疊作戰計劃，人人身兼數職。朱德掰著手指算過，可用的縱隊司令員實在不夠，干脆把剛調來的曾思玉按在第四縱隊副司令的位置上：“先干副司令，等野戰軍架子立起來，再提你上臺。”

楊得志的去留也被放在同一盤棋上。1947年初，中央軍委決定以晉察冀為核心，將華北各部重新整合為野戰軍。楊得志脫開一縱司令的位置，轉而出任華北野戰軍司令。一旦新的野戰軍成形，縱隊司令的缺口就被打開，曾思玉與隨后到來的鄭維山自然順勢補位。野戰軍成立那天，部隊番號、序列、指揮鏈全部重排，軍旗下的風刮得獵獵作響，站在最前排的楊成武環顧隊伍，感慨地說：“從現在起，咱們要自己挑擔子了。”

戰略上的被動局面隨即改觀。1947年5月至10月，晉察冀野戰軍接連發動保北、清風店、石家莊諸戰。保北戰役中，曾思玉指揮第四縱打破國民黨“囚籠陣”，在涿鹿河谷連夜奔襲八十里，切斷了敵第二十五師的退路，創造“夜行軍、晝強攻”的戰例。石家莊戰役更是首次拿下省會級城市，平漢鐵路中段就此失守，華北戰場的主動權終于落到解放軍手里。

與此同時，蘇振華率第一縱隊南下歸建。他們踏過黃河時，河風卷起塵沙，官兵一個勁兒往后看，怕再被留在北邊。幾天后到達豫西，劉伯承在指揮所門口先握住蘇振華的手，又舉起望遠鏡望向遠方灰白的平原，意味深長地說：“地方雖熟，打法要變，”隨后把他和楊勇的部隊合編為新的第一縱隊，讓楊勇任司令、蘇振華任政委。自此，中原野戰軍的“楊蘇組合”正式登臺，挺進魯西南、飛渡隴海路，連撞硬骨頭，屢戰屢捷。

值得一提的是，兩段同樣曲折的調令，在不同戰區卻收獲了近似的成效：晉察冀靠加強指揮層，迅速改寫戰局；晉冀魯豫則通過主力歸建，擴大了集中兵力的優勢。組織調度的微妙之處，盡顯戰爭藝術。有人調侃：劉鄧“催人”速度快，朱老總“攔人”方法多，最后兩邊都滿意，華北、中原兩塊戰場同時開花。

1948年春，華北野戰軍番號正式改為第二野戰軍，曾思玉部隊換上新的臂章；同年秋，淮海戰役打響，楊勇與蘇振華率新一縱擔任東線主攻。兩人行至徐州以東，遇上沿津浦線退卻的黃百韜兵團，激戰三晝夜后切成七塊。電臺里傳來一句調侃：“北邊弟兄打完城，南邊弟兄包了鍋。”兵們哈哈一笑，繼續沖鋒。

回頭看，這場“留與走”的爭執，持續時間不長，卻把曾思玉、楊得志、蘇振華、楊勇四個人擺到最合適的位置。正是這種靈活的用人原則，讓解放戰爭后半程的棋局越下越大。等到1949年初雪落在太行山脊，華北和中原的硝煙已經散去，劉鄧與朱德并肩站在石家莊郊外的丘陵上，兩人把電臺音量調大，靜靜聽華東傳來勝利的消息。山風很冷，可誰都沒有把大衣領子往上拉，因為在他們心里，這場縝密的人事布局和兵力調度已將最終勝利牢牢握在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