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蔣在關(guān)鍵時刻，處決了三位能改變時局的大將，從此走上不歸路

1950年6月18日清晨，臺北馬場町刑場上空氣悶得像堵墻，行刑軍官抬腕看表，“時間到了。”短短四個字劃破寂靜，陳儀被推到土坡前。七年前，他在南京國民政府高層會議上還躊躇滿志，如今卻成了槍口下的囚徒。自這一刻起，蔣介石三次下野、三次痛下殺手的血色鏈條被徹底鎖死——王天培、鄧演達、陳儀，這三位原本足以改變國民黨乃至中國命運的將領(lǐng)，一個個倒在蔣介石的多疑與獨斷之下。

1927年4月12日，上海。清晨薄霧散開之前，王天培驅(qū)車趕到江灣碼頭，他的第十軍已列隊待發(fā)。部下小聲提醒：“軍長，南京來的糧餉還是沒影。”王天培皺眉，沒答話。此前一個月，他率兵兩日攻克徐州，聲名大噪，卻也無形中把蔣介石的疑心燒旺。王天培年僅34歲，早年同盟會成員，護國戰(zhàn)爭時靠一個營撕碎了滇軍一個旅，北伐后麾下兵力逼近十萬。正因為這份戰(zhàn)功與人望，他成了蔣介石眼里的“不定時炸彈”。糧道一斷，兵心難固，他的徐州終被北洋殘部反奪。蔣介石在黨內(nèi)威望大跌，迫切需要替罪羊。8月15日夜里，杭州郊外，王天培被警衛(wèi)押到偏院，“軍長，我們也沒辦法。”一聲悶響，北伐前鋒永遠沉默。三天后，蔣介石宣布“主動離職，寓居奉化”，第一次下野就這樣借王天培的死收尾。

時間撥回1929年秋，法國馬賽碼頭，鄧演達登船準備返國。兩年前，他被蔣介石“禮送出境”，名義考察，實則冷藏。鄧演達出身廣東惠州，比蔣介石小兩歲，黃埔軍校教育長，脾性溫厚卻針砭時弊毫不留情。1929年底回到上海，國民黨已被蔣系牢牢掌控，但鄧演達仍然四處演講，反對“以槍桿子裹挾黨務(wù)”，主張聯(lián)絡(luò)左派與各派系重建合作。1931年2月21日凌晨，上海公共租界警燈閃爍，鄧演達在寓所被逮捕。有人聽到他對隨行人員淡淡一句：“告訴學(xué)生們，莫忘初衷。”同年11月29日，南京雨花臺槍聲響起，這位廣東客家人結(jié)束了38年生命。蔣介石第二次下野前夕，輿論嘩然，卻無人敢再替鄧演達發(fā)聲。

1931年的下野，與其說是外部逼迫，不如說是東三省的硝煙讓蔣介石短暫退后一步。九一八事變后，他堅持“攘外必先安內(nèi)”，再度引來黨內(nèi)反彈，孫科、汪精衛(wèi)等集體逼宮，他只得以“養(yǎng)病”為名離開南京。半年后，靠系在手里的軍權(quán)，蔣介石輕松復(fù)職。那時的國民黨，已經(jīng)鮮有人敢對他指手畫腳。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即，陳儀被臨時召回臺灣。公開理由是“整頓后方”，真實原因卻是蔣介石嚴重懷疑這位浙江同鄉(xiāng)早已與中共接觸。陳儀當年與蔣同赴日本士官學(xué)校，返國后在汪精衛(wèi)麾下打出名聲，抗戰(zhàn)時又主理“浙贛戰(zhàn)區(qū)”，人脈廣、國際觀強。1945年10月接管臺灣，因“二二八”慘劇被撤職。自此，陳儀對蔣的決策不吝批評，還多次勸女婿湯恩伯“另擇出路”。1949年秋，湯恩伯暗中向蔣介石告密：“岳父與共黨接觸多次，意圖起事。”蔣介石勃然大怒，下令將陳儀軟禁臺北。1950年6月18日，行刑完畢，他批示兩個字：“結(jié)案”。

三人被殺，背后隱藏著蔣介石三度失勢的節(jié)點。第一次，北伐勝利在望卻因徐州失利威信受挫；第二次，“安內(nèi)攘外”方針與全國民意相悖；第三次，解放戰(zhàn)爭連敗，國際援助驟減。每當風(fēng)雨欲來，他習(xí)慣把刀伸向最令自己忌憚的人——哪怕這些人本可成為扭轉(zhuǎn)乾坤的臂膀。

回看王天培，若糧餉不斷，徐州之戰(zhàn)或許能改寫北伐局面，北洋殘部未必能寄生續(xù)命；鄧演達若得以推行黨政分離、整合抗日力量，國民黨內(nèi)部或會少走許多彎路；陳儀若在臺灣推行溫和改革，島內(nèi)民心也不至迅速離散。遺憾的是，這些假設(shè)都被扼殺在蔣介石的疑慮里。

有人總結(jié)蔣介石的用人邏輯：“我可以敗給對手，不能被部下超越。”這話聽來刻薄，卻道出他的性格。三樁處決像三把釘子，把蔣介石的前程釘在狹隘與自負之上。1955年，他在臺北士林官邸偶爾提到舊事，只淡淡一句：“往者不可追。”身旁幕僚無人敢接話，空氣又一次凝固。

王天培三十四歲，鄧演達三十八歲，陳儀五十八歲。他們的生命年輪停在不同刻度，卻共同寫下一個結(jié)局：在動蕩年代，才能如果缺少制度保障，終會被個人意志輕易碾碎。蔣介石三次下野后仍企圖重掌乾坤，卻再沒有昔日可用之才相伴同行，從此踏上了越走越窄的孤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