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在羅馬尼亞傳來赫魯曉夫下臺的消息僅隔一天,中國西北大漠傳出原子彈成功爆炸的巨響。世界輿論震動之際,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正在北京準備最后一程采訪。多年不見的周恩來總理約他面談,地點選在中南海勤政殿。寒暄剛過,總理一句“聽說你到過無錫?”讓氣氛瞬間收緊。斯諾坦然答道:“是的,去了三四天。”周恩來緊盯著他,“去看了工廠?”短短七個字,透出新中國最高領導人對國家安全的本能警覺。
時間撥回三十六年前。1928年,22歲的斯諾踏上上海碼頭,憑借好奇心投身東方,他沒想到未來會與中國革命結下不解之緣。初入報界,他見證了內蒙古大旱、赤地千里,五百萬條人命在饑荒中凋零,這段經歷讓他開始質疑當時各方權力的角色。正因如此,他與魯迅、宋慶齡相識,又在他們的引薦下接觸了越來越多的進步人士,為迢迢西北之行鋪路。
1936年夏,斯諾在安塞縣百家坪第一次見到留著短須、穿著灰布軍裝的周恩來。那一夜的長談從電臺密碼談到抗日大勢,周恩來淡淡一句“抗戰打響的那天,就是新局面的起點”,在斯諾心里刻下深痕。此后九十多天的深入訪問,讓他看見一支飽受磨難卻生機勃勃的軍隊,見證《紅星照耀中國》的雛形成稿。
抗戰期間,1938年初夏,漢口悶熱。斯諾趕返武漢,見到剃去胡須的周恩來和留短發的鄧穎超。觥籌杯盞間,周恩來手握酒盅道謝:“小超能從北平脫險,多虧你。”原來,七七事變后鄧穎超被困,斯諾用“外籍雇傭保姆”的巧計把她護送出城。短短數語,道盡生死與共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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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內戰爆發、人民共和國建立,雙方始終用書信維系著對話。可冷戰鐵幕落下,斯諾在華府遭遇冷遇,申請再訪中國的信被擱置四年。直到1960年初夏,北京向他打開大門。他踏訪十四省,看到家禽飼養場、人民公社,騎著北京牌自行車穿胡同,也在中南海里拍到主席放風箏的罕見畫面。離京前,周恩來送他一本剛印好的《新憲法》,輕聲提醒:“別急著下結論,多看。”
四年后,非洲大陸。周恩來結束東西非十四國訪問,途經達累斯薩拉姆與斯諾不期而遇。斯諾笑言:“地球挺大,沒想到在坦噶尼喀碰面。”周恩來答:“朋友遍天下,難免撞上。”這番玩笑背后,是彼此對形勢的默契:中蘇驟然交惡,美蘇角力翻開新篇,非洲成了風口浪尖。
再度相約北京時,空氣卻因核試驗成功而顯得凝重。斯諾抵京的日期恰好卡在10月16日之后,國際記者拼命打探“第三世界第一顆原子彈”細節。周恩來把日程壓到月底,他手上那疊文件夾——試驗場景、爆心云蘑菇、科學家合影——極少示人。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急于展示,而更在意斯諾的動向:無錫,一個江南普通城市,卻生產中國自行車最大的軸承廠,也承擔著某些關鍵零件的配套任務。
周恩來的警覺并非多余。1964年,中美仍無外交關系,外國人在華行程需層層備案。斯諾自稱只是“看看京杭大運河旁的明清街巷”,周恩來卻問得直截了當,是因為工廠分布和戰略物資不容閃失。聽到“是的,參觀了幾家國營廠”這一句,總理目光略緩,卻依然謹慎。隨后的談話從中美關系講到亞洲形勢,斯諾記錄時承諾:“用作背景,不公開引用領導人姓名。”這條不成文卻被雙方遵守了二十八年。
夜已深,燈光下兩杯綠茶飄著熱氣。周恩來遞出十二幅相片,“帶回去,請在瑞士發稿。”斯諾點頭收好,那是羅布泊上空湛藍天幕映射出的蘑菇云,分毫未剪。總理囑咐:“今天別打電報,明晨走。”對話只有短短幾句,卻決定了全球媒體次日頭版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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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日內瓦清晨,斯諾把底片交給排版工,“快排,這是北京來的第一手材料。”數小時后,瑞士報紙整版刊出中國原子彈照片。巴黎、倫敦、紐約紛紛轉載,西方世界第一次直觀地看到那片黃色戈壁里升起的白色光球。事實擺在眼前,任何猜測都被替換成冷冰冰的照片。有人質疑斯諾“通共”,他淡淡回應:“一個記者的工作就是報道事實。”
回望起點,1928年那個意氣風發的美國青年或許想不到,自己會在東方大地與一位中國總理維系跨越36年的互信。而1964年周恩來一句“去了工廠?”更道出冷戰年代中國對于每一寸工業土地的珍視。朋友可以暢談,底線卻不能觸碰,這正是那個年代外交與安全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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