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重慶談判，毛主席碰巧見到了江青的前任丈夫，倆人說了什么？

1945年8月28日清晨，嘉陵江上霧氣未散，一架C-47運輸機在白公館機場降落。機艙門打開，52歲的毛澤東邁出舷梯，他知道自己要在山城停留四十三天，也明白這趟南行比任何一次長征都難測。陪都街頭人聲鼎沸，歡呼、懷疑、窺探全都摻雜在濕熱空氣里，蔣介石準備的“考卷”已經鋪滿談判桌，而另一張暗牌，還藏在記者的閃光燈后。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不過半個月，政治真空讓未來的中國像一張未干的宣言，每一筆都可能被改寫。國共雙方都在搶時間：軍統在碼頭加派探子，中共代表團則把住所布置成臨時前敵指揮所。葉劍英反復囑咐保衛處，“主席的安全，別松半口氣”。可真正令延安方面擔心的，并不僅僅是刺客的子彈，還有更隱蔽的心理戰。

蔣介石曾說，談判桌上最可怕的不是對方的言辭，而是對方的心緒。如何讓對手情緒波動？軍統參謀給出一個“文人棋局”——把正在重慶謀生的唐納推到臺前。這個名字在中共高層不陌生：唐納，原名馬驥良，生于1914年蘇州，文藝青年，曾靠散文與短詩混跡左翼文化圈。更關鍵的是，他是江青的前任丈夫。

再說唐納。這個戴著圓框眼鏡、習慣夾著香煙的男子，16歲發表處女作，19歲加入“社會科學者聯盟”，上海孤島歲月里寫得一手激憤文章。1936年，他在杭州六和塔下娶了正名“藍蘋”的女演員為妻，婚禮熱鬧如同戲臺，可不到一年就以爭吵、誤解告終。1937年5月，倆人簽字離婚，彼此一句“各走各路”，青梅竹馬的情分瞬間散盡。

藍蘋改名江青，1938年到延安魯藝報到。她敏銳，敢闖；一曲《白毛女》排練時，她的身影已經被大禮堂前排的領導瞧見。中央政治局擔心其過往復雜，提出“三條紀律”后方才同意二人結合。1940年11月，47歲的毛澤東與26歲的江青在延河畔領證成婚，這段姻緣既轟動，也讓外界多了幾分窺探欲。

時隔五年，唐納在重慶替《大公報》寫劇評，日子清苦，卻還保持文人派頭。一聽說“毛澤東抵渝”，他立刻躲進歌樂山友人宅里，“最好別碰見，省得尷尬”。然而，軍統的眼睛比山城夜雨還密。記者們含糊相約，“采訪一下，寫寫舊友重逢的佳話”。唐納推辭了兩回，第三次被堵在報館門口，只好硬著頭皮答應。

9月4日下午，紅巖村談判間隙，毛澤東應邀出席文化界茶會。剛踏進大堂，就看到角落里站著位清瘦男子，緊張得攥著禮帽。周恩來低聲介紹：“唐納。”毛澤東頓了半秒，走過去，伸出手。兩位男子年齡相差二十一歲，一高一瘦，一身灰布中山裝，一襲深色西裝。閃光燈連番炸響，毛澤東握住對方的手，只說了三個字：“和為貴。”唐納愣住，隨即點頭，“多謝。”兩人沒有再多談半句，攝影機的咔嚓聲替代了所有寒暄。

這短暫一幕，沒能達到蔣介石預設的效果。第二天的報紙上，標題是《毛主席與文化人士親切座談》，唐納的名字只在角落里出現，且未提他和江青那段往事。輿論未被帶偏，倒是讓人感慨毛澤東的鎮定。周圍人私下議論，說主席那三字像三座山，壓住了軍統的巧思，也讓唐納避免了被政治消費的尷尬。

值得一提的是，唐納后來回憶此事時笑稱：“那一握，像一條河過去了。”他本想做普通文人，被人推上前臺的滋味并不好受。1949年后，他來到香港辦《華商報》，繼續寫劇本、搞話劇，終未再涉足政治。而江青在北京的命運，則遠比這位舊人復雜得多，這又是后話。

回到談判本身，9月到10月，雙方連開十一場正式會議和多次秘密磋商，10月10日簽下《雙十協定》。表面承諾和平建國，內里暗流洶涌。11月，蔣介石令胡宗南集團沿隴海路向中原推進；12月，東北國統軍與我民主聯軍沖突不斷。簽字的墨跡未干，戰火已在醞釀。重慶街頭議論紛紛，“口頭協定，能撐幾天？”這個問題，到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時才有了答案。

回想毛澤東—唐納的那次握手，并非歷史的轉折，卻像一面鏡子。它映出1945年中國政局的詭譎，也映出個人命運在時代洪流中的漂泊無依。有人想用舊情挑撥新局，結果只是讓外人看見了共產黨領袖的氣度。至于江青，她那時正在延安病休，事后聽聞此事，只淡淡一句：“都過去了。”

重慶談判塵埃落定，毛澤東返延安的那天，山城上空又落起細雨。唐納倚著長廊，遠遠看著機身消失在云層，轉身離去。他的詩稿被雨點打濕，墨跡暈開，像極了山城的霧，也像那段被歷史匆匆翻過的私人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