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特務周養浩在功德林里叫囂：你們這監獄，比我的差遠了

1950年2月的一個清晨，上海龍華機場的跑道仍殘留著戰爭后的彈痕，三名被解押的俘虜在衛兵的押送下踏上北去的火車。車窗外寒風獵獵，其中一人神情倨傲，正是昔日軍統少將周養浩。

同車的沈醉與徐遠舉默不作聲，唯獨周養浩不時抬手撥弄袖口，嘴里嘟囔：“到功德林又怎樣？能有老子當年那套好？”這種不合時宜的優越感，讓同行干警直皺眉，也為后面的沖突埋下伏筆。

抵達功德林的那刻，鐵門一開，狹窄的走廊兩側頓時躁動起來。關押在此的舊部系軍官認出新來的三人，尤其那位戴著金絲眼鏡、語氣尖利的周養浩。有人低聲嗔罵：“就是他！”拳頭攥得咯吱作響，卻被值班員厲喝制止，場面一觸即發。

要說周養浩何以眾口一辭“最難相處”，還得從他早年的履歷說起。1906年初夏，他出生于江西廣信府一個清貧的書香家庭。父親雖是武秀才，卻無多余門路。求生存，他先在本村私塾執教，一襲長衫，風度翩翩，學生們都喊他“周先生”。這種假斯文的外殼，陪伴了他大半輩子。

教書養家終究有限，他不甘心一輩子困頓，遂只身赴滬，考入上海法學院。法律課堂剛給他打開新世界，抗戰的硝煙已在淞滬上空彌漫。他一面加入秘密抗日社團，一面刻意結識“能改變命運”的人。命運的齒輪在1936年轉動──他迎娶毛人鳳的侄女，搖身成了特務頭子的“自家人”。

婚禮當晚，毛人鳳朝這個年輕女婿拍了拍肩膀，用家鄉話低聲說了句：“用你的人才干大事。”這寥寥數字，成了周養浩飛升的敲門磚。翌年春，他被吸納進軍統，戰場不在前線，而在刺探、鉗制、滲透的陰影里。

真正讓他聲名鵲起的，是1941年接手貴州息烽監獄。那里本是戴笠手下最大的秘密集中營，前任獄長何子楨因虐殺過甚被革職，攤子一塌糊涂。周養浩抵達時，囚籠里殘存的死氣與怨聲幾乎凝成實質。可局面很快翻了篇：鎖鏈被撤、號房改稱“齋房”、犯人晝間可自由走動，伙食標準甚至超過周邊鄉民。形式柔和了，管理卻更緊，“寬之以恩”背后，是精密的分組制度、嚴格的暗哨，以及層層告密網。

運動會上，犯人與警衛同場打籃球的場景，看似其樂融融，實則暗含威懾：輸球的小組夜里要加班挖煤。周養浩還將“生產自養”推至極致，縫紉、養殖、礦務齊頭并進，監獄賬面盈余首屈一指。抗戰艱難歲月，他的牢城竟燈火通明，上下吃得飽、穿得暖，于是外界有人調侃那座監獄是“山城里的世外桃源”。

也正因這份“能耐”，1949年春，潰敗的國民政府倉促劃定“西南特區”，少將周養浩被派往昆明，肩負布置潛伏骨干的任務。重慶宣告解放后不到兩月，他的交通網絡即被破獲，特務頭子只得束手就擒。押解途中，周養浩仍口若懸河，自詡“兵無常勢，水無常形”，決心在新局勢下“以智取勝”。

然而功德林的鐵窗擊碎了幻想。1950年3月，改造生活正式開啟，他對工作人員挑剔苛責，屢屢驕橫。一次點名，周養浩拍著斑駁的門板放聲說：“你們這監獄，比我的差遠了！”話音剛落，場子里炸開鍋，幾位蒙難于軍統的干部怒目而視，氣氛驟冷。若非值班長及時喝止，再添流血沖突并非難事。

功德林的再教育強調自學與勞動，和他的息烽模式似是而非，卻少了高墻內的剝削。新中國將“人”的改造置于首位，這同周養浩舊時那套“拿命換利潤”的做派針鋒相對。他不止一次向管理干部提出異議，被嚴肅批評：“這里沒有特務少將，只有等待新生的改造對象。”這句話，像冰冷鐵鎖，一點點擊碎了他的頑固。

日子一天天推移。1956年，沈醉在認罪書上落筆決絕，徐遠舉也在勞動中獲得減刑。唯獨周養浩拒不低頭，多次寫交代又撕毀。史料記載，他常在深夜自言自語，念叨自己昔日在息烽的“政績”，仿佛那一套光鮮表面便能抵消手上血債。獄友私下里說，他像關不住的留聲機，一遍遍播放逝去的榮光。

1960年代初，他的健康開始下滑。高血壓、胃潰瘍輪番上陣，醫務人員依舊按規定精心治療。面對這種“以德報怨”的處置，周養浩曾罕見地沉默良久。有人聽到他低聲感嘆：“若當年也如此寬容，何至于今日……”這寥寥數語，是他少有的自省，卻未能改變他在組織面前的僵硬姿態。

直到1975年，全國范圍內的最后一批戰犯特赦文件下達，他才走出功德林高墻。此時的周養浩，已年近古稀，眉目間仍殘存昔日書生氣，卻被歲月揉進深深褶皺。不同的是，他再未提起“我那息烽監獄如何如何”。外界傳聞，晚年的他住在西郊一處平房，過著半自給自足的生活，常常呆坐院中，對路人問候也只淡淡點頭。

周養浩這一生，起于講臺，盛于軍統，終于囚籠。表面的溫和與精明，掩不住骨子里的冷酷與算計；昔日引以為傲的管理新政，也難掩以生命換取利潤的本質。跌宕數十載，歷史終在功德林的鐵門前畫上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