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譚震林的長女，江華的長媳，曾巧借婚禮給父親帶話，助父回京

1972年十一月的一個深夜，北海公園的湖面已隱約結冰。剛從實驗室值班歸來的譚涇遠，把白色大褂往沙發上一扔，卻怎么也睡不著。她的戶口暫掛在親叔叔家，每天出門得假裝“表妹”，可只要夜深人靜，思緒便飛到三千里外的桂林——父母和兩個年幼的弟妹在那里“休養”，日日盼著重返北京。

廣播里還在播放《東方紅》，窗外北風呼嘯。忽然電話鈴響起，一位老朋友壓低嗓門：“明晚，去胡耀邦同志家，他找你。”對方不肯多說，掛斷了。這樣無頭無尾的叮囑，在那個特殊年代并不稀奇，也往往意味著重要的轉機。譚涇遠想起父親離京四年的坎坷，心口猛地一熱：也許這一次，真能把父親的路子疏通開。

翌日晚飯后，她匆匆趕到西直門外胡宅。剛跨進院門，胡耀邦熱情迎上來，家里只點了盞昏黃的臺燈，簾外雪花紛飛。他招手讓她坐下：“我就不拐彎了，主席同意老同志陸續回來。你趕緊去桂林，讓你爸爸親筆寫封信，直接報給主席。”說罷，他遞來一個小本子，上面草草寫著幾句話的要點。談話不足十五分鐘，卻像一道暖流，驅散了北京初冬的寒意。

可問題隨即擺在眼前：剛從東北探親回來沒多久的她，再請假去桂林，恐怕難獲批準。譚涇遠安靜地梳理對策，忽地想到一條“曲線救父”的法子——領證結婚。她與江華的大兒子虞大江原本就是青梅竹馬，彼此心有默契，只因家事未定，一直未提婚事。趁此機會，何不把探親和婚禮合二為一？

第二天清早，她找到領導，遞上“旅行結婚”申請。“我與未婚夫想請十天假，去桂林見父母辦婚事。”領導翻了翻檔案，點頭默許。手續不過十分鐘辦妥，效率前所未有。回到研究所，幾位同事瞧她眉眼帶笑，還打趣：“大喜啊，記得帶桂林山水的照片回來！”

十二月中旬，涇遠與虞大江一路南下。綠皮火車掠過黃土地，車窗里是枯黃的蘆葦和稀疏的炊煙。她攥著那本寫著胡耀邦要點的小本子，心里翻江倒海：四年來，她和弟妹們沒敢給父親寫過一封信，生怕給老父親添麻煩。如今，機會終于來了。

桂林的冬天并不似北方那般凜冽，山城細雨綿綿。譚震林聽說大女兒帶準女婿來了，走出兩步就拄著拐杖迎到門口。多少風霜寫在這位76歲老人臉上，背卻依舊挺直。“爸，媽，我們回來看你們了。”涇遠撲上去，眼眶止不住發熱。簡單寒暄后，全家圍坐在石桌旁。虞大江端出老酒，敬了岳父一杯：“伯父，今天是來報喜的，想在您跟前把婚事定了。”譚震林一愣，隨即哈哈大笑：“好！十二月二十六，毛主席生日，我們操辦。”

夜深人靜時，涇遠悄悄把胡耀邦的托付說出：“爸爸，現在形勢轉了，您得寫信。”譚震林聽罷，沉默良久，終于點頭：“明白，我心里有數，你先忙婚事，別操這心。”他關上房門，攤開稿紙，斟酌多時，筆尖終落兩行大字：敬愛的毛主席……

一封信談私事，他自陳腿傷難行、妻病未愈、孩子停學；另一封信論公事，坦陳當年懷仁堂會議“有失冷靜”，懇請中央重新安排工作。寫完已是凌晨，他輕輕吹干墨跡，將信封封好交給涇遠。“路上小心。”短短四字，父女心照不宣。

十二月二十六日，小院里張燈結彩。沒有鑼鼓，沒有盛宴，鄰居端來幾只活雞，戰友送來一匾“井岡同盟”。葛惠敏穿著當年在新四軍留下的舊旗袍，精神格外好。譚震林舉杯：“今天娶媳婦，也為主席祝壽，更盼我們全家早日回北京。”席間，老戰士周彪半開玩笑：“譚司令，該回部隊報到了！”眾人一片笑聲。

一周后，涇遠帶著兩封信返回北京。電報室工作人員連夜加急，文件當天就送到中南海。毛主席看完批示：“譚震林是好同志，可回京工作，并妥善安置家屬。”批示貼著紅條，很快傳到國務院、中央組織部。緊接著，總理辦公廳打來電話，通知桂林方面準備動身。

1973年三月上旬，譚震林一家抵達西直門火車站。十幾位老新四軍戰友自發迎接，拉起橫幅寫著“歡迎譚司令回家”。車站人潮洶涌，京片子口音此起彼伏，孩子們扯著譚震林的軍大衣，笑得合不攏嘴。警衛員沈鳳云偷偷抹淚：“首長，咱們終于回來了。”譚震林拍拍他的肩膀：“活著就好，還有許多事要做。”

回京后，他調回國務院，分管農業、林業、減免“三秋”貸款等棘手工作。一進辦公室，對著那張久違的辦公桌，他低聲說：“得趕緊補上一課，耽誤四年，可惜喲。”枯燥文件堆成小山，他卻樂在其中。葛惠敏病情時好時壞，一見北京的玉蘭開花，精神便好了許多。小院里又有了當年金陵路舊宅的熱鬧，雞鳴狗吠、笑聲不斷。

譚涇遠婚后仍在科研一線，江華的長子變成了“半個老北京”，兩家來往更頻繁。一次家宴上，她悄悄對丈夫說：“若非那場婚禮，爸不知還要在桂林待多久。”虞大江端起酒杯：“運氣是運氣，更是膽識，你敢頂著風險去送信，這才把路打通。”窗外初夏雷聲滾滾，他們相視一笑，誰也沒再提當年的艱難。

1979年春，國務院召開農村調查匯報會。譚震林拄著拐杖，足足坐了四個小時，末了強調一句：“包產到隊可以試，但絕不能松掉集體經濟。”言語鏗鏘，屋內掌聲零落卻真摯。會議后，他回家抱怨膝關節又腫了，葛惠敏給他貼膏藥，半嗔半怪：“年輕時打仗，老了為農民操心，你這輩子呀，就沒想過自己。”他呵呵直笑，說革命就是這條路，早選定了。

1982年秋，他向中央遞交退居二線申請。陳云來看望，打趣道：“你可不能光種菜，還得看文件。”譚震林連連擺手：“種菜養雞，多接地氣，省得老想槍林彈雨。”

翌年九月三十日，病房的清晨格外安靜。他握著葛惠敏的手，輕聲道：“記得云嶺，那年梅花開得正好。”話音漸輕，心電監護線緩緩歸零。同日，醫院走廊擠滿了新四軍老兵、國務院同僚、農口干部，不少人紅著眼圈，互相攙扶。這一幕，仿佛將人們又拉回硝煙歲月，也讓人想起那場桂林小院的婚禮——一次平凡卻關鍵的奔波，改變了一位老兵后半生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