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黃浦江畔的晚風裹著濕熱撲進上海市委大禮堂,臺下黑壓壓一片干部席,王范被點名“發言”。燈光晃得人睜不開眼,他卻一口氣念完《關于“大躍進”若干問題的意見書》。字里行間,全是對浮夸風的擔憂。有人拍桌,有人抽冷氣,場面僵了幾秒,又迅速被口號聲淹沒。
王范的話很快傳到北京。數日后,組織決定:撤銷上海市委委員職務,下放市郊公社任副書記。不到一周,行政級別由正廳跌至科員,十級梯度,像滾梯般直落。消息傳開,老同事私下嘀咕:“這回,他真頂不住了吧?”事實證明,這個在白區拼命十八年的“硬骨頭”仍未服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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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撥回1937年。陜北延河水清冷,二十四歲的王范已是保衛處骨干。他細心、沉著,會鉆縫隙。那一年,他把數十名潛伏在邊區的暗線連根拔起,被同志們稱作“鋤奸模范”。毛主席在窯洞里握住他的手,半句寒暄,半句贊許:“保衛紅色政權,任務艱巨。”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他奉命南下,改名換姓,在天津、北平一帶摸爬滾打。槍口頂著腦袋談判的事,他干過;雪夜蹲守電臺的活,他也干過。細致到何種程度?連敵臺報務員按鍵的頓挫節奏,他都記在小本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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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3日,北平城迎來非同尋常的一天。護城河尚未解凍,護衛線路卻早已織成密網。王范帶著二十多名偵察員夜宿城樓,不留一處死角。大年初七拂曉,他跳上吉普車作前導,車隊從正陽門緩緩駛入。車窗半掩,毛主席抬手朝街兩側百姓致意。安全人員的對講機始終保持靜默——沒有意外,就是最高褒獎。
北平任務剛結束,華東局急電:上海局面復雜,需要老手。王范整頓衣襟直奔江南。4月末,他抓住“反共救國軍”骨干黃某,順藤摸瓜,一周內搗毀秘密聯絡站十四處。陳毅見他,笑得豪爽:“上海能安穩,你記首功。”
解放后,他歷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長、市委委員。平日寡言,手上文件倒井井有條。新中國百廢待興,王范卻時常提醒下屬:“警衛工作不能松,保衛建設就是保衛勝利果實。”誰都說,他是把手槍當枕頭睡出來的老保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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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1958年的大躍進讓這位老公安坐立難安。眼看浮報產量、瞎指揮成風,他反復琢磨,寫下那封萬余字意見書。紙張送上去當天,他被扣上“右傾消極”。嚴厲的批評隨之而來,通報、檢討、割席,一樣不少。他被迫遷入郊區的瓦房,兩間屋子,一張舊木床。盡管如此,他仍要求公社把庫存肥料優先給災年缺糧的農戶,自己啃番薯干。郭沫若聞訊,特意趕來探望,在墻上寫下一詩:“心似黃鐘,聲雄九霄;筆作鐵案,志比青松。”
1962年,毛主席聽取華東局匯報時,順口問起王范。批示一句“此人可用”。王范被調回市里,卻無實職,仍然靠研究室的小屋與文件為伍。剛喘口氣,1966年風云陡變。造反派涌入機關,黑紙大字報貼得滿墻都是,“保皇狗”“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劈頭蓋臉。王范被抄家,家里僅有的幾本線裝《資治通鑒》也被扔進火盆。
是年深秋,他給中央寫信。信首行大字:“主席,我對黨無愧,但不能坐視混亂。”同行的小郵差后來回憶,王范把信塞進信筒前,輕聲說了一句:“要讓他看到。”然而,信被截留,并成了新一輪批斗的“鐵證”。
11月15日深夜,造反派再度來人,威脅次日揪斗。王范洗凈雙手,伏案寫兩封遺書。一封留給家人,寥寥數語;另一封寫給毛主席,長達七頁,字跡遒勁。“我未辱使命,唯恨不能再護黨、護國、護人民。愿以此血示清白。”凌晨,他端坐藤椅,手中手槍上膛。黎明將至,槍聲在小屋回蕩,鄰居先是愣神,繼而哭出聲來。
屈死的帽子,他背了整整十年。1978年,撥亂反正的春風吹進各地。江蘇省委復查此案,結論一句話:“王范同志生平光明磊落,矢志不渝。”有關部門專程送來平反決定書,那把舊手槍被密封存檔,成為另一份無言證物。倘若他能再等幾年,或許還能在熟悉的警徽下繼續燃燒余生的熱情;可歷史沒有如果,他選擇的路徑,也成就了一個時代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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