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4年，緬甸戰場的泥沼里，日軍已經被打得找不著北，敗局已定。
那個后來逼著手下士兵去啃草根的瘋狂司令官——第十五軍中將牟田口廉也，在這絕望關頭，嘴里總是個沒完沒了地念叨：
“這大東亞戰爭，歸根結底賴我。
當初在盧溝橋，那第一槍就是我帶頭放的。”
聽這話，像是個瘋子在懺悔，又像是在變相吹噓自己能耐大。
可咱們要是把日歷翻回1937年的那個夏天，你就會明白，把一場卷進去幾億人的特大戰爭，歸罪于“某個人、某顆子彈、某次走火”，那簡直是天大的笑話。
七七事變，乍一看是兩邊當兵的擦槍走火，可你要是把當時兩邊高層的腦回路拆開了看，就會發現，這是一場早就盤算好的“生死局”。
局里的每個人，手里都捏著一把算盤，打得啪啪響。
第一筆賬：如果“丟人”是個幌子，日本到底圖啥？
1937年7月7日大半夜，搞演習，聽槍響，說兵丟了，非要進城搜。
這套把戲，日本鬼子演練了不知道多少回。
就在那天晚上，清水節郎帶著第八中隊，還有后來趕來湊熱鬧的一木清直，像瘋狗一樣咬住盧溝橋不放。
哪怕那個所謂的“失蹤士兵”沒一會兒就溜達回隊了，日本人還是不依不饒，非要把事鬧大。
這時候，換你是現場的中國指揮官，你怎么想？
是下面人不懂事鬧摩擦，還是對面要全面開打？
說實話，當時很難看透。
因為日本人玩了一手極高明的“陰陽臉”。
在北平這頭，日軍一邊動手，一邊還在跟你“拉家常”。
他們的顧問櫻井德太郎跑去找第29軍副軍長秦德純，要對方答應“別調兵、別把事搞大”。
到了7月9日，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更是拍著胸脯跟秦德純達成了口頭約定：都不許開槍，各回各家。
咋一看，日本人好像就是想占點便宜，沒打算大動干戈。
可要是咱們把眼光從盧溝橋挪開，往東京和東北那邊瞅瞅，就能看到另一本完全不一樣的賬簿。
就在北平談判桌上還要“握手言和”的時候，日本那龐大的戰爭機器早就加滿了油，轟隆隆轉起來了。
關東軍一聽說出事，立馬開會，結論就一句話：“趁這個機會，狠狠給冀察那邊來一下子”。
兩個混成旅團加上空軍，火急火燎地往長城沿線壓過來。
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更干脆，直接要把第二十師團掏出來送上前線。
最諷刺的一幕出在7月11日。
這一天，日本內閣在東京開了個緊急會，對外發個聲明，在那假惺惺地說什么“不擴大方針”。
可就在同一個屋檐下，還是這幫人，轉頭就批準了陸軍的調兵計劃：要把關東軍、朝鮮軍還有國內的部隊，一股腦往華北塞。
嘴上全是“和平友愛”，手里全是“磨刀霍霍”。
這哪是什么意外沖突？
這就是一場打著“不擴大”的幌子，掩護主力部隊完成戰略部署的超級騙局。
牟田口廉也那一槍，不過是給這堆早就澆滿汽油的柴火堆，劃了根火柴罷了。
第二筆賬：宋哲元的“忍”與“悔”
面對日本人這種當面一套背后一套的玩法，守著華北的第29軍當家人宋哲元，遇上了個要命的難題。
是翻臉開打，還是忍氣吞聲？
宋哲元心里的算盤，打的不光是國家大義，還有地方軍閥的那點私心。
第29軍那是他的命根子，要是拼光了，在這個誰有槍誰就是草頭王的年代，他說話就不硬氣了。
于是，剛出事那會兒，宋哲元選了“躲”。
蔣介石從廬山發來電報，催他“趕緊準備，就地反擊”。
可宋哲元還在天津、北平兩頭跑，想求個和平解決。
為了表示自己“心誠”，他甚至讓人把一些防御工事給拆了，搞了一堆自廢武功的動作。
7月11日，第29軍38師師長張自忠硬著頭皮跟日方簽了個字：道歉、處理當官的、解散抗日組織。
這讓步可太大了。
宋哲元尋思，我都這么給面子了，日本人總該像以前一樣，占點便宜就收手了吧。
但他算漏了一件事：這回對手要的不是“便宜”，是他的“命”。
7月20日，當宋哲元還在做著和平美夢的時候，日軍的第一波援兵已經全部到位，把刀架在了他脖子上。
圖窮匕見。
7月25日，廊坊開打。
7月26日，日軍下通牒，逼第29軍滾出北平。
7月27日，宋哲元終于回過味來，通電全國要“自衛守土”。
可惜，黃花菜都涼了。
日軍利用談判拖延的這二十天，把北平圍了個鐵桶一般。
7月28日，日軍沖著南苑發起了總攻。
因為之前光想著“躲”，中國軍隊根本沒準備好。
日軍飛機大炮一頓狂轟濫炸，29軍副軍長佟麟閣、132師師長趙登禹，這兩位鐵骨錚錚的漢子，就在這一天把血灑在了戰場上。
29日，北平丟了。
30日，天津也沒了。
宋哲元想保住家底，結果賠了個底掉；想求個安穩，結果連地盤都丟光了。
這筆血淋淋的賬告訴咱們：在強盜面前，想靠“認慫”來求條活路，最后只能是一條死路。
平津一丟，火直接燒到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眉毛上。
這時候，蔣介石面臨的壓力，那真是大得沒邊了。
換你是蔣介石，你怎么選？
路子A：承認華北搞特殊，像當初丟東北那樣把華北也扔了，換幾天安穩日子。
路子B：押上全部國運，跟日本這個工業強國硬碰硬。
當時中日兩國的實力，差得不是一星半點。
日本一年的軍費好幾十億日元，工業產值甩中國好幾條街。
真要打，贏面微乎其微。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那篇著名的講話。
這篇講話里，有兩個詞特別值得琢磨。
頭一個詞是“弱國”。
他說：“咱們是弱國...真要打起來，那就別分南方北方，別分男女老少，誰都有責任跟鬼子拼命。”
第二個詞是“底線”。
他說：“只要和平還沒到徹底絕望的那一秒”，還得試試，可“一旦真打起來...大家都得抱著必死的決心。”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理性的止損策略。
蔣介石看明白了一點：日本人的胃口是個無底洞。
從九一八到七七，你越退，他越進。
要是連盧溝橋都不要了，北平也不要了，南京遲早也保不住。
“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這話聽著像是在打官腔，其實就是給日本人下了最后通牒：
你要打，那就打。
隨著7月28日平津那邊槍聲大作，和平的最后一點念想也斷了。
7月31日，蔣介石發了《告抗戰全軍將士書》。
8月7日，國防會議拍板：全面抗戰。
另一邊，延安那邊的反應更快。
7月8日，中共中央就通電號召全民族一起抗戰。
到了8月下旬，紅軍主力改名八路軍，跨過黃河，直奔前線。
9月22日，國共第二次握手，正式合作。
這不光是軍事上的反擊，更是人心上的聚攏。
面對亡國滅種的危險，中國這盤散沙，終于開始凝固成一塊鐵板。
第四筆賬：干嘛非要去上海開辟第二戰場？
咱們把目光往南移。
8月13日，淞滬會戰打響了。
好多人納悶，華北那邊打得正熱鬧，干嘛非要在上海再開一局？
這里頭有兩層邏輯。
第一層是日本海軍想“搶功勞”。
陸軍在華北攻城略地，出盡了風頭，海軍看著眼紅。
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清從7月中旬就開始叫喚，要去打上海、打南京。
8月9日，日本海軍中尉大山勇夫硬闖虹橋機場被擊斃，正好給了海軍一個借口。
第二層，也是更深層的原因，是戰略重心的乾坤大挪移。
日本當時想把戰火就圈在華北，搞個“華北事變”，想把華北變成第二個偽滿洲國。
如果中國軍隊主力都在北方跟日軍死磕，那是日本人最喜歡的地形——大平原，坦克大炮一沖，誰也擋不住。
而在上海開打，就把戰火引向了華中水網地帶。
8月14日，中國空軍主動出擊，對著上海的日軍陣地和旗艦“出云號”就是一頓炸。
8月15日，日本政府發聲明，說要采取“斷然措施”。
這意味著啥？
意味著日本所謂的“北支事變”（華北事變）徹底玩砸了，被迫升級成了“中國事變”（全面侵華戰爭）。
9月4日，日本裕仁天皇的一道手諭，把這場戰爭的規模徹底暴露了。
日本臨時議會追加了20億日元的軍費。
20億日元是啥概念？
相當于日本當年國家預算總支出的四分之三。
也就是說，日本把這一年的大半個家底，全押在了這張賭桌上。
從7月7日到8月13日，也就五個禮拜的功夫。
日本軍部原本的賬本是：在華北搞點摩擦，嚇唬嚇唬中國地方政府，不用死人就能把地盤占了。
結果呢：把全中國人的火都拱起來了，換來的是殊死抵抗。
宋哲元的賬本是：忍辱負重，保住實力，維持現狀。
結果呢：兵敗如山倒，平津全丟。
蔣介石的賬本是：以戰止戰，逼日本回談判桌，或者干脆拖死它。
結果呢：開啟了長達八年的拉鋸戰。
日本以為自己面對的是那個軟趴趴的舊中國，只要切下一塊肉，對方就會跪地求饒。
可這回，他們這一刀下去，切到的不是肉，是大動脈。
噴出來的，是四萬萬人的沖天怒火。
這筆賬，日本人用了八年時間，搭上了整個帝國的國運，最后還是算輸了。
正如牟田口廉也后來承認的那樣，他在盧溝橋打出的那一槍，擊中的根本不是中國軍隊的防線，而是日本帝國崩塌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
當第一張骨牌倒下的時候，結局就已經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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