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賡接到黨內有內奸的消息，緊急上報，中央：在短期內將之除掉

1931年3月一個陰雨的夜晚，上海霞飛路的舊式公寓燈火暗淡。外灘的汽笛聲隔著雨幕傳來，像是提醒某件大事正悄悄逼近。就在這天，時任中共中央特科情報科長的陳賡收到一份密信，信上只有寥寥十余字，卻足以攪動整個地下戰線——“組織內部疑有叛徒，行蹤已明，速斷”。

密信來自楊登瀛。熟悉情報圈的人都知道，這位畢業于早稻田大學的“鮑君甫”，白天掛著國民黨調查科骨干的招牌，夜里卻頻頻將秘密送往中共中央特科。自從1929年春他與共產黨員陳養山結識后，兩條平行線開始交匯，陳賡正是在他們牽線下獲得第一手內幕。

這次的線索直指戴冰石。戴原是一名普通的賣文具伙計，1928年“四·一二”清洗后被捕，短短數日便折服于金錢與威逼。他主動要求“回爐潛伏”，借著推銷紙張的幌子進入地下黨聯絡點。上海灘商鋪鱗次櫛比，來往送貨天衣無縫，他的身份不易暴露。

值得一提的是，戴冰石為了取得組織信任，竟把自己小姨子帶進店里配合掩護。外人看來是姐夫關照小輩，實則借“血親”制造無懈可擊的障眼法。叛徒心理常伴極端謹慎，他深知任何可疑動作都會毀掉全部籌碼。

然而天算終究輸給人算。1931年2月，楊劍虹命楊登瀛率隊查抄該聯絡點，表面是抓“共匪”，實則替戴冰石“立功”。計劃原定逮八名同志后故作寬仁，再順勢將小姨子放走，以便清除戴的嫌疑。

局外人看不出破綻，局內人卻捕捉到漏洞。楊登瀛負責押解時，聽見戴冰石反復要求“把我小姨子放回去”，話音里透出焦灼與心虛。回到調查科，他立即向陳賡發出暗號：“身份已見端倪，此人急于脫身。”

“老楊，情況緊急，務必速報中央！”陳賡當晚回電，語氣少見地急促。隨后他整理線索，以特科加急電報呈送中央。翌日清晨，中央只有一句批示：“在短期內將之除掉。”短短十二字，決絕而冷靜。

紅隊便是在這樣的命令下再次出鞘。紅隊組建于1927年，每一次出動都以雷霆手段鏟除隱患。徐恩曾后來在回憶錄里寫道：“誰也不知道下一把匕首會落在誰身上，這支小隊讓整個中統夜不能寐。”

3月下旬，一個看似普通的接頭暗號突然遞到戴冰石手中。紙條夾在菜籃底，約定地點是法租界一條僻靜弄堂。戴冰石懷疑有詐，請求楊登瀛同行。楊表面答應，心里卻清楚此行兇多吉少，他故意將行動時間向上級延后十五分鐘。

夜色里，弄堂盡頭的煤氣燈閃爍。戴剛邁進陰影，便被鋼絲索套住喉部，剎那失聲。隨后冰冷的匕首刺中心臟，動作干凈利落——這是紅隊慣用的“一線一刀”戰法，沒有多余聲響，也不留第二次補刀的機會。不到半分鐘，叛徒氣絕。

十五分鐘后，楊登瀛趕到，看見的只有倒地的尸體和迅速晾干的血跡。紅隊早已撤離，留下的唯一線索是一截被剪斷的鋼絲，像諷刺又像告誡。消息送達特科，陳賡在燈下沉默良久，才緩緩合上情報袋。

從此，上海地下組織的秘密聯絡點得以保全，隨后數月再無大規模破壞。楊登瀛在國民黨內部的地位反而穩固——他用“成功抓捕叛徒未遂”的借口解釋延誤時間，又送出幾輛偷稅的法國汽車，徐恩曾與陳立夫笑納。交情深一寸，掌握的情報便深一寸，他繼續為我黨輸送核心機密，直到抗戰全面爆發。

如果說刀鋒與電報是那段斗爭最鋒利的雙刃，那么像陳賡、楊登瀛這樣的暗線則是鋒刃背后的臂膀。刀可以阻斷一次泄密，臂膀卻支撐著秘密戰線的持久對峙。短短一夜解決戴冰石，看似簡單，卻是多年潛伏、人情往來、真假情報交織出的結果。敵我雙方在同一座城市角力，每一步都要踩在對方呼吸聲上。

陳賡后來回憶這件事，用了四個字：“險象環生”。他不曾強調個人功勞，只提醒后來者——情報戰沒有煙火，卻比前線更殘酷；叛徒未必來自外部，往往隱藏在最熟悉的身影里；而紅隊的匕首，只是無聲戰場中最后的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