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李訥托人詢問諸城市委書記：能否讓我母親骨灰葬回故鄉？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清晨，北京天空低垂陰云，毛澤東遺體告別儀式即將開始。身著黑色列寧裝的李訥站在靈柩旁，緊握母親江青的手臂，沒有落淚，只是攥得發白。那一刻，她心底生出的念頭，是“以后母親怎么辦”。二十年后，這個念頭終于變成現實的抉擇：她要把母親送回山東諸城，可行嗎？

提起李訥，多數人只知她是偉人最小的女兒，卻少有人了解她與母親之間那段綿長而糾結的情感。李訥一九四〇年出生在延安鳳凰山下，一出生便讓年近而立的父親眉開眼笑。戰火尚未停歇，父親卻在油燈下翻檢《論語》，為她起了一個帶著期許的名字——“訥”，一句“敏于行”，愿女兒篤行篤實。幼時的她常被父親抱在懷里走土坡小徑，聽父親低聲吟誦詩句，那是緊張歲月里少有的悠閑。

女孩成長并不缺愛，卻少了安穩。北上入京后，她被安排進寄宿學校，開始與父母聚少離多。毛澤東反復叮囑：“到學校去，別提自己是誰家的孩子。”李訥謹記此言，三年困難時期，仍與同學一起排到食堂吃雜糧饃，警衛員勸她回家改善伙食，她只笑笑。江青卻常偷偷站在門口看，心疼得直抹淚。

進入六十年代，李訥成績優異，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系。此時母親的護女心更重，暗暗琢磨給她物色對象。一次開會，江青偶遇浙江美院學生張永生，斯文挺秀，言談不俗，她眼前一亮，立刻生出念頭。幾天后，張永生在釣魚臺的花徑里遇見了被“喊”來散步的李訥。“你好，我叫張永生。”他掩不住喜色。李訥聽得出那份諂媚，淺笑回應，卻已決定止步于禮。晚飯時，江青興沖沖詢問，李訥搖頭，“不合適。”毛澤東丟下一句：“喜歡就處，不喜歡拉倒。”這句話替女兒擋下后續的逼迫，卻把母女關系推向低谷。

為了躲開綿綿不斷的相親話題，李訥申請去五七干校勞動。一九七二年，她背著行囊到了江西撫州。泥濘的田埂、簡陋的工棚、粗茶淡飯，都沒能難倒這個自幼歷經磨礪的女孩。倒是招待所里一個叫徐慶全的青年，引起了她的注意。小徐出身農家，人憨厚，話不多，卻肯幫她挑水、修理鐵鍬。長夜微燈下，二人聊到詩詞，聊到山村兒時的竹馬聲，感情迅速升溫。

婚訊傳到北京，江青斷然否決，“他是農民，你日后如何安心？”李訥不讓步，“我嫁人，不嫁身份。”毛澤東聞訊淡淡一句：“群眾里也有寶。”在父親的支持下，婚事成了。可婚后不到一年，柴米油鹽讓兩顆心漸行漸遠。李訥懷著身孕提出離婚，江青這次沒有責罵，只問一句：“身體要緊。”母女對話簡短，卻化解了積年的刺痛。

一九七六年秋，毛澤東離世。三個月后江青被羈押，李訥的世界再次坍塌。孩子體弱多病，她白天抄寫文稿維持生計，夜里守在病床旁。好友李銀橋和姨母韓桂馨不忍，牽線搭橋，把當年在中南海當警衛的王景清介紹給她。王景清早年隨部隊南征北戰，閑時寫隸書，畫墨竹，性情沉穩。兩人從對書法的討論聊到舊事，彼此惺惺相惜。經過幾年相處，八十年代中期，李訥與王景清低調完婚。江青隔著高墻得知消息，向律師轉話：“她若幸福，我就放心了。”這句話是母親最后的祝福。

一九九一年五月，江青自盡于看守所。國家出于種種考慮，將骨灰暫厝八寶山。李訥多次提出安葬事宜，始終未得回復。母女情深，雖隔生死，思念卻越來越重。進入一九九六年，兒子已上高中，李訥下定決心，“再拖，怕是心病難解。”她托昔日同事轉話給時任山東諸城市委書記閆長貴：“若可行，想把母親葬回諸城老家。”閆長貴見信，馬上回電：“鳳凰嶺新辟墓地，松柏成行，可供立碑，一切由你定。”短短幾十字，讓李訥熱淚盈眶。

可理智很快占了上風。北京到諸城，相距六百余公里，祭掃要折騰一整天。王景清勸道：“來回奔波，風雨無阻，你吃得消嗎？”他怕她舊疾復發。李訥沉默良久，終決定放棄遷葬。北京西郊福田公墓地勢安靜，她挑了面向西山的坡地，那是母親年輕時最愛拍照的方位。墓碑只刻“李云鶴”三字，下款寫著“女兒、女婿、外孫敬立”，不提江青二字，也未標注“毛澤東遺孀”的頭銜。問及緣由，她淡淡一句：“娘想要清凈。”

此后，每年清明與深秋，福田公墓都會見到兩位身影。簡單菊花數枝，擦拭碑面，低聲說幾句家常，便匆匆離去。有人認出了她，“您是主席的閨女？”李訥只是點頭，隨后把花插好，轉身下山。她從不燒紙，不放鞭炮，理由樸素——母親生前畏煙味，也嫌吵。

回想半生，李訥在江青面前倔強，在毛澤東面前乖巧。兩位長者的愛，一如太行山風，一如湘江水，暖而不言。她曾經以為自己被嚴格要求，失了自由；待到雙親離去，才知這份嚴格背后，是家國一體的信念，是對后來者最深沉的期許。如今福田公墓里那塊素樸小碑，靜默地矗立著，見證著一段動蕩歲月里最普通又最不平凡的母女牽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