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肖克聽說賀龍和一個洋女人在一起，跑到司令部看熱鬧

1955年9月，北京的秋風已有涼意。開國將帥授銜典禮結束后，眾人圍坐在西苑大禮堂小憩。有人悄聲問起：“當年呂梁山里那位加拿大姑娘，后來怎樣了？”坐在一旁的肖克抿了口茶，笑而不答。燈光下，他的將星閃閃，卻仿佛又把人帶回十七年前那個塵土飛揚的夏天。

1938年6月，華北戰局緊繃。日軍龜速推進，八路軍一二〇師在晉西北晝夜轉戰，補給吃緊，軍醫奇缺。就在這當口，一輛從陜北清澗出發的大卡車隆隆駛向黃河邊，車斗里坐著幾名身穿灰布軍裝的護士，其中一位尤為惹眼——她皮膚白皙，鼻梁高挺，正是遠道而來的加拿大護士尤恩。

車隊一路拋錨，又趕上黃河暴漲，原定兩天的路程硬是拖了整整一周。抵達嵐縣駐地時，山谷中炮聲隱隱，空氣里夾著硝煙和松脂味。副官去給賀龍報告補給到位，順口添了一句：“帶回來五個衛生員，還有……一個洋女人。”這句話像炸雷傳遍院子，閑不住的肖克拔腿就往司令部跑，他想看看這個“洋女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尤恩被帶進屋時，賀龍正推著地圖，胡子里粘著塵土。他抬頭瞟了一眼，聲音低沉卻帶笑：“聽說你在湖北給倆傳教士上過課？”尤恩中文極溜，不假思索答：“是，他們需要換個角度看世界。”屋里幾個人憋不住笑。對話很短，但氣氛一下子松快了。肖克暗暗佩服，這姑娘膽子不小。

有意思的是，賀龍并不急著把尤恩留下。從部隊角度講，外籍醫護既是支援也是麻煩，再加八路軍對外保密要求高，安排不當就容易生枝節。幾番掂量，他決定讓養傷的女教師陶東先照應，觀察一陣再說。當晚，警衛員穿著繳獲的日軍棉大衣，粗著嗓子敲門，遞上咖啡、巧克力、香煙，一股腦塞給尤恩。那一刻，戰場與生活的反差格外刺眼。

真正的考驗很快到來。醫療站設在嵐縣城外一個土窯洞，幾張門板拼成手術臺，紗布、酒精全靠截獲或從延安托運。尤恩每天清晨踏著羊腸小道走一英里，到站后先把自帶的聽診器擦得锃亮，再給藥劑師示范如何配制蒸餾水。條件艱苦到什么程度？消毒鍋里燒的是松枝，燈光來自煤油罐改裝的小火把。可她硬是把加拿大帶來的無影燈原理改造成了簡易反光鏡，讓窯洞里的手術臺亮了幾分。

7月7日，一二〇師在山谷口召開紀念大會，隊伍從四面八方趕來，槍口朝天。演講持續了整整一上午，尤恩聽得云里霧里，卻被那股子堅韌與樂觀震住——傷員拄著拐杖吼著《義勇軍進行曲》，把山谷都震回了響。這一刻，她第一次真切體會到，無論國籍，只要身處同一條戰壕，信念就能貫通。

八月初，前沿告急。雁門關外的日軍向晉西北猛插，前線接連告急。醫療隊被抽調支援息馬坡。傍晚黃昏，賀龍親自翻身上馬，對幾名醫務人員說了句：“去吧，兄弟姐妹們等你們救命。”這句樸素的囑托，比任何命令都來得有力。尤恩和兩名中醫大夫外加一個衛生員，蹲在馬背上連夜出發。

沿途，他們不停撿傷員。最驚險的一幕發生在一次臨時手術里：一名爆炸傷戰士大出血，需要結扎股動脈。無血漿、無麻藥，只能用醋和燒刀子消毒，再用一段電話線當止血鉗。尤恩手不抖，十分鐘解決，血止住，戰士活了下來。事后她累得坐在荒草地喘，可臉上那抹笑，比呂梁的朝陽還亮。

回嵐縣那天，司令部張羅了頓粗茶淡飯。席間賀龍半開玩笑：“洋鬼子，要是日本人打到你們多倫多，你會怎么做？”這次，屋里安靜了幾秒。尤恩放下筷子，嗓音沙啞：“那一天若真來，我就干現在的活。”不等眾人回味，她又悄悄遞上回延安的申請條——身體透支太狠，她想暫避，順便尋找返程機會。

賀龍爽快蓋章。可局勢比想象得更撲朔。9月中旬，尤恩趕到武漢，卻正逢日軍合圍，長江炮火連天。她被緊急轉移到重慶，隨后又輾轉到皖南，為新四軍臨時醫院工作了一冬。直到1939年春，托國際援華會的渠道，才終于踏上歸國路。

那位當年來湊熱鬧的肖克，后來跟隨賀龍轉戰晉西、挺進湘西，再到解放大西南。1955年，他戴上將星時已是“鐵軍書生”之名遠揚。每逢老友聚首，只要有人提起嵐縣的窯洞手術臺，他總是第一個拍案：那姑娘了不起，真敢把命丟在咱們這片黃土地。

值得一提的是，尤恩回國后，把在華親歷寫成《加拿大護士在中國戰地》，書中那段“賀司令部的夜敲門”“電話線當止血鉗”流傳甚廣，成為很多西方人了解八路軍抗戰醫療的窗口。她去世前，經常向學生展示一張褪色合影：左邊胡子如戟的將軍是賀龍，右邊文質彬彬的青年是肖克，中間站著一身舊軍裝、胸前別著紅十字臂章的自己。照片背后只有一句筆跡——“1938，呂梁，共度生死”。

回到1955年的禮堂，窗外槐影斑駁。有人又追問：“老肖，你真是去看熱鬧嗎？” 肖克笑著擺手，卻輕聲應了一句：“那不是熱鬧，是戰友。”說完，他抖了抖衣襟上的將星，像要撣去山西黃土，也像在提醒旁人，許多榮光都出自那些泥濘的山路、昏暗的窯洞和無名的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