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江青的警衛員，1976年參與抓捕四人幫，負責保衛懷仁堂外部

1979年初夏，合肥龍河口靶場傳來一陣急促的槍聲。安徽省軍區組織團以上干部實彈演練，副司令員鄔吉成站在風沙里，目光卻穿過硝煙，落到遠在京城的懷仁堂。那一夜的燈火與腳步聲，依舊在耳邊回響。

鄔吉成1919年生于江蘇泰縣，家境清寒。1938年參加新四軍，兩年后入黨，打過黃橋、渡過長江，槍口的炭灰在他袖口留下深色印跡。抗戰勝利后，他奉命調往延安，隨即擔任七大警衛組骨干。從此，中央首長的安全成了他全部的職業生涯。

1947年3月，中共中央轉戰陜北。夜色深，北風卷著沙礫，毛澤東一腳深一腳淺地走在黃土坡上，鄔吉成十米開外持槍警戒。幾聲犬吠劃破夜空，他心里咯噔一下，食指悄悄搭上扳機。危險最終被排除，但這種隨時提著一口氣的日子，他足足過了二十多年。

1954年，中央警衛團擴編，他任副團長，負責外賓來訪警衛。他個子不高，卻總能在人群中找到最佳視角。周恩來一次調侃道：“鄔吉成，人瘦心細是個寶。”這句玩笑話在警衛圈里流傳很久。

十年動蕩開始后，高層警衛體系被反復調整。1966年秋，鄔吉成接到一紙命令，去人民大會堂東側會客廳報到，擔任江青隨行警衛。任務敏感，他沒有推辭。彼時，江青頻繁出入多個場合，講話、接見、審查材料，鄔吉成幾乎寸步不離。用他自己的話說：“工作不難，難在情緒要穩，一秒都不能走神。”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噩耗如雷，沉重的空氣在中南海久久不散。不久，“四人幫”加緊奪權，會議室的角落里常能聽到焦躁的腳步聲。副參謀長李鑫最先提議“必須盡快解決問題”，汪東興、葉劍英等人隨即開始密籌，所有細節都壓到“最高機密”層面。

10月6日17時，一通電話敲響鄔吉成的宿舍。那頭，汪東興只說了十七個字：“馬上來我這里。”語調低沉，不容置疑。鄔吉成放下話筒，順手關燈出了門，影子被走廊燈拉得老長。

抵達后，汪東興開門見山：“今晚行動，懷仁堂外部歸你。”鄔吉成沒多問，一聲“明白”了結所有細節。任務要點只有三條：現場人員必須聽從指揮，來車立即轉移，任何通訊工具統統上交。這套流程，他心中爛熟，卻從未有過今晚這般凜冽。

18時，他到南池子食堂打了兩個大饅頭，連碗菜都沒盛，邊咬邊上車。車停懷仁堂北側，他讓駕駛員掉頭出去，再從口袋里掏出備用哨卡令牌，輕聲囑咐門崗：“晚間有首長臨時會議，任何人未經批準不得入內。”這句半真半假的話，替他鎖住了外圍一切可能的縫隙。

19時整，汪東興、葉劍英、李先念相繼到場。見到鄔吉成，葉帥伸手握住他的手腕，用力拍了拍，什么都沒說。沉默比千言萬語更有分量，他瞬間明白，今夜成敗關乎大局。

20時03分，王洪文乘車到門前，下車時還在整理風衣。鄔吉成上前一步，引導隨行人員進入五間房。門方一關，他抬腕看表，只過了不到兩分鐘，張春橋、姚文元也陸續抵達。三人按慣例入會場，而鄔吉成對身后的工作人員重申紀律：“不離房、不通話、不喧嘩。”語速平穩，語氣不容商量。

懷仁堂燈光明亮，玻璃窗上映出內部的緊張。華國鋒在主席臺側門口宣讀“中央決定：對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實行隔離審查”。不到半小時，武健華快步走出，低聲吩咐：“汪主任請你給張耀祠打電話，問那邊是否結束。”短短一句，證實另一處行動同時展開——江青與毛遠新已被控制。

長安街燈色昏黃，懷仁堂外部異常平靜。鄔吉成站在西側臺階，指縫里捏著半截香煙，卻始終沒點燃。23時許，專車駛入，他與現場警衛一人一側護送被押人員離開。子夜將至，秋風撲著樹葉，細細作響，一場關乎黨和國家命運的較量就這么定格在三十五分鐘里。

任務告一段落，鄔吉成沒有立即歸隊，而是默默檢查了所有警衛哨位才離去。回到住地，床單還留著上午曬出來的太陽味，他卻怎么也睡不著。翌日晨會，他只說了一句話：“一切正常。”再無多余情緒。

1979年調任地方軍區后，鄔吉成把更多精力投入基層。烈日里陪連隊士兵打靶，寒夜里在山溝巡查倉庫，誰也想不到，這位滿臉風塵的老參謀，曾參加過共和國最驚心動魄的一次夜戰，只是戰場轉移到了政治斗爭的陰影之中。

晚年，他住在合肥蜀山一幢普通家屬樓。客廳墻上掛著一幅“貴在忠誠”，落款“華國鋒贈”，落款時間寫著“七七年仲春”。友人來訪，總愛打量這四個字，他卻淡淡擺手：“最難的不是在緊急關頭豁出去，而是幾十年里始終咬牙守規矩。”

警衛生涯本就寂寞。風聲雨聲槍聲，許多細節他從未與外人談及。唯一愿意講的，就是懷仁堂那夜的紀律和秩序——沒有閃失，沒有喧嘩，沒有遲疑。這短短的評價，看似平淡，卻是對自己半生最簡練也最自豪的注腳。

2021年冬，鄔吉成在合肥逝世，享年102歲。沒有隆重的告別儀式，只在軍區小禮堂里擺了幾束白菊。戰友追憶他最大的特點：忠誠、穩妥、話少。從年輕的延安警衛，到晚年的副司令，他始終站在燈光稍暗的角落，看護著國家最核心的安全。人生沉默，卻分量極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