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毛主席病重，得知李訥的工作已有著落，欣慰地點點頭：可以了

1975年盛夏的北京，知了聲在紫荊城墻外此起彼伏。就在這片蟬鳴里，耄耋之年的毛澤東迎來了人生里最艱難的一場考驗——右眼白內障手術。對自幼把書當飯吃的他來說，視野突然蒙上一層濃霧，無異于將遠行者的指南針打碎。從五月到七月，他不得不暫別書本，依靠聽讀消解寂寞。與此同時，另一個牽動他心弦的名字——李訥，也在遠方經歷人生轉折。

李訥是最晚離開父親身邊的孩子。外人看來，她自幼在保育和書香中伴著父親的詩稿長大，生活已經足夠優渥；可真正了解這個家庭的人懂得，領袖的千鈞重擔，讓親情的陪伴注定稀薄。李訥十三歲以前，只有周末才能等來父親的腳步聲，那時她最愛躲在菊香書屋后廊的石階上，一邊數影子一邊等門開。

1969年，國家進入特殊時期，李訥主動隨同學奔赴江西“五七”干校。三年墾荒，鋤頭、稻秧、黃泥巴，練出一身黝黑的臂膀。她在信里寫道：太陽毒，可也教會人挺直腰板。毛澤東讀罷，批在信尾的評語只有六個字：“多吃苦，方成人。”這六個字后來被秘書抄存，依舊能感到他對女兒既嚴厲又慈愛的目光。

1971年，李訥與青年干部徐××相識相戀，婚禮極簡，沒有紅綢，沒有鞭炮，父親托人送來《恩格斯全集》當賀禮。親情與信仰，在厚重書頁里合二為一。生活卻不像課堂條理分明。兩年后，因觀念落差與瑣碎摩擦，這段婚姻悄然分崩。帶著襁褓嬰兒，李訥只身回到北京平谷插隊點，日出而作，深夜借煤油燈抄寫文件，日子清苦，卻也倔強。

此時的毛澤東視力每況愈下。七月初，在開國元勛中唯一沒有接受過任何外科手術的他終于點頭：“動刀吧。”醫療組開始消炎、補氧，各路專家輪番值守。為了讓老人家繼續汲取文字的力量，中辦四處尋覓代讀者。張耀祠跑遍北大、清華，最后在中文系找到了1948級校友蘆荻——普通話字正腔圓，古典詩詞脫口而出。她被準許每日入內為主席誦讀兩小時。

聽書間隙，毛澤東常問一句：“李訥那邊怎樣？”蘆荻第一次見面時，就被這一細節打動：重病中的父親對天下大局念茲在茲，卻仍惦記女兒前程。汪東興明白這份牽掛，交代張耀祠向組織部門打探。沒兩周，平谷縣革委將李訥調回城里，暫編入北京大學工宣隊辦公室，負責資料整理。消息傳到游泳池畔的病榻前，老人只是輕輕嗯了一聲，然后緩緩點頭——這一刻，他的臉上浮現難得的安定。

7月29日清晨，手術室的燈亮起。周恩來拖著病體在走廊來回踱步，張玉鳳守在推車旁，隨時記錄血壓、脈搏。“放岳家軍的曲子吧。”毛澤東沙啞吩咐。昆劇《滿江紅》在留聲機上回蕩，鏗鏘義氣與刀鋒交織，六十分鐘后，右眼晶狀體置換成功。紗布落下那天，他第一眼先看窗外梧桐，第二眼看的是手里攥著多年的《資治通鑒》。

八月初，李訥得到允許入內探視。她本想先去整理情緒，可腳步邁到紫光閣外忽然軟了。護士輕推門，病房里亮著昏黃燈光，父親靠在躺椅，蠟黃的臉頰輕微顫動。李訥低聲喚：“爸爸，我回來了。”這一聲把老人從半夢半醒中拉回，他試圖抬手，卻只舉到半空。短短對話無超過十句，卻勝千言：“娃娃，安心工作，別惦記我。”“爸爸放心。”眼淚在兩人間無聲滑落。

術后療養期，毛澤東依舊關心國家大事。可夜深人靜時，他常囑人遞來李訥的工作簡報，逐字聽讀。有人好奇緣由，他說：“她走彎了路，但終究要站穩腳跟，這樣我才能閉眼。”這些話外人少有聽到，傳到張耀祠耳中，被暗暗記下。毛澤東那一句“可以了”，其實是對女兒、也是對自己的一聲釋然。

1976年9月9日零點十分，心電圖化成直線。噩耗傳開，京城街巷淚聲四起。李訥匆忙趕赴人民大會堂靈堂，眼眶紅腫。她握著弟弟岸青的手，低聲說不出話。靈柩前，她帶來那套被翻得卷角的《恩格斯全集》，輕輕放在花圈旁。有人勸她節哀，她卻只是望著水晶棺靜默良久。

日子繼續向前。1978年，組織上安排李訥進入中國青年報社，從編輯、記者做起，后來負責文藝版，再后來參與青年電影制片廠管理。她偏愛紀錄片，一部《青春帝國》拍得冷靜又真摯。有人私下評：“這是作女兒的另一種祭奠。”或許不完全是猜測。

1984年，李訥與曾任中央警衛團干部的王景清登記結婚。她45歲，他58歲。沒有婚紗，沒有儀式，自行車載著轉身便走。熟悉兩人故事的老戰士調侃：“這回總算不用主席操心了。”王景清憨厚一笑：“守著她，就是守著我們的過去。”此后，多年里，無論赴韶山還是到西柏坡祭掃，都是他推著坐在輪椅上的李訥，靜靜走過山路和松林。

世人記得的是風云叱咤的偉人，也記得光芒萬丈的歷史。然而一頁頁公文背后，總有深藏的溫情。1975年夏夜，手術臺旁的收音機、病榻邊的一句“可以了”、女兒懷里的《恩格斯全集》——這些細節，像被風吹皺的漣漪，悄悄鋪在那年的北海湖面，至今仍能看見一圈圈遠去的水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