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7月的北京午后,教室里悶熱得像個蒸籠,成績榜剛貼出來,毛遠新的名字排在最顯眼的位置——清華大學錄取。周圍同學興奮起哄,他卻只是咧嘴一笑,把錄取通知書折好塞進書包,仿佛這件事與己無關。
這個十八歲的韶山后輩,自小便知道“保送”兩個字在伯伯毛澤東眼里分量很輕。為了證明不是溫室里的花,他硬著頭皮參加高考,考上后依舊心里打鼓:哈軍工才是真正考驗硬功夫的地方。
提起“哈軍工”,很多人第一反應是冷得透骨的松花江和難得一見的尖端設備。對毛遠新而言,那所學院更像一座軍人的熔爐。于是,他揣著對導彈工程的向往,在開學不到兩個月便遞交了轉學申請。
拿著申請書,他走進中南海的書房。毛澤東正伏案翻閱《呂氏春秋》,聽完來意后抬頭笑了。“想去哈軍工?那得看陳賡收不收你。”短短一句話,既是長輩的鼓勵,也是對這位青年決心的再次檢驗。
陳賡大將當時的脾氣出了名:學生不光得成績好,還得吃得了苦。電話撥通后,他爽朗地回了句:“熱烈歡迎!”就這樣,毛遠新帶著一本轉學介紹信,北上的火車還沒坐熱,便又踏上了去哈爾濱的路。
轉眼來到1961年初冬,松花江面已結厚冰。哈軍工導彈工程系的新生大會上,毛遠新坐在最后一排。入校半年,他不僅拿下所有專業課第一,還被推舉為班長。自律在這里不是口號,而是每天凌晨五點半操場上的白氣與跑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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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成績并非全部。學院軍事化管理嚴格到極致:被子疊不成“豆腐塊”要扣分,拐角跑步慢半拍要重來。一次夜間緊急集合,下達指令后僅給三分鐘整裝,毛遠新扛著步槍第一個沖出寢室。從教官眼里看,這是優秀學員的天然反應;從同學眼里看,這是領頭人必須的擔當。
追溯這股韌勁,不得不提早年的顛沛。1941年2月,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的夜空寒星閃爍,財政廳廳長毛澤民握著第五個孩子的小手,取名遠新,寓意“遠在邊塞,盼新中國”。然而幸福轉瞬即逝,1943年9月,毛澤民被盛世才秘密處決。
那年毛遠新才兩歲,母親朱旦華被關進監牢。暗無天日的日子里,她在帽沿夾張紙條寫下“爸爸好”,想讓孩子留下父親的印記。這座牢直到1946年6月才打開鐵門,131名骨肉分離的共產黨人走出高墻,回到延安的懷抱。
5歲的毛遠新第一次見到伯伯毛澤東。老人家蹲下身,一把將他抱起,眼圈微紅。這份親情,此后像一把撐開的傘,讓他在北京、南昌、延安三地輾轉求學,卻始終沒被風雨淋透。
1951年夏,康克清一句“孩子留給主席吧”,把毛遠新帶進了中南海。他周末才能去游泳池邊找伯伯匯報功課,返校仍照舊按校規行事。毛澤東評他的學習時常說:“考高分易,摸方向難。”于是地圖作業、走南闖北的提問接連不斷,逼得這個少年從課本跳到山河。
1963年,哈軍工導彈工程系的實驗樓燈火通明。毛遠新在示波器前調試線路,雙眼布滿血絲。那天深夜,同寢室新兵悄悄問他:“你背后站著的是主席,說實話,壓力大不大?”他抿嘴搖頭,低聲說:“咱們是軍工人,先對得起導彈。”一句話憋得那位新兵紅了眼眶。
1965年5月,他因闌尾炎復發進京治療。病床前,毛澤東談起越南局勢,直接問道:“要是部隊要人,你去不去?”毛遠新回答簡短:“敢去。”緊接著,汪東興送來一堆輕武器,病房里傳出清脆的拉槍機聲。那個下午,北京城外陽光正好,沒人會想到病號還能進行射擊急救訓練。
畢業分配時,七機部研究機關遞來橄欖枝。毛澤東批了“不同意”三個字,理由簡單:戰士先得當兵,再談科研。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最終把他送到云南邊防炮兵營。二十三歲的年輕人,從學導彈的大學生變成了山林深處的操炮手。
榴彈的后坐力推得人發麻,山谷里回聲轟隆。深夜擦炮膛時,他常想起哈軍工總裝車間那股機油味,也想起伯伯那句“保送算什么本事”。在邊關,他漸漸理解到:實驗室里的數據,終究要落到前線的炮口,落到士兵的肩膀。
如果時間停在1966年春天,很多人會相信這位韶山后人會把一生交給戰場與實驗室。可歷史拐彎從不打招呼,后來的風雨把他的腳步推向了另一條岔路。此處暫且擱筆,只記得當年轉學的勇氣,和伯伯那句玩笑似的“看陳賡收不收你”,至今仍像炮聲回蕩在松花江畔的冰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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