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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毛主席老上級,連任2屆人大副委員長,68年追悼會周總理親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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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9月17日清晨,北京前門火車站霧氣未散,一位穿著舊軍裝的花甲將軍緩步走下車廂。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已在站臺守候。握手的瞬間,毛澤東輕聲招呼:“老長官,辛苦啦!”幾句寒暄,把兩人三十多年前上下級的舊緣悄悄牽了回來。將軍正是程潛,這個名字在辛亥烽火、北伐風雷和抗戰(zhàn)硝煙中屢次出現,卻真正定格在新中國誕生之際。

      程潛出生于1881年7月,湖南湘鄉(xiāng)人。少時家貧,卻頗有識見。1904年,他考入湖南陸軍小學堂,隨后東渡日本,在東京振武學校接觸到孫中山提出的民主共和主張。受同盟會影響,他暗暗立下誓言:推翻帝制,建立民國。回國后,他被四川總督趙爾巽延攬為新軍教官,辛亥爆炸點已埋下。

      1911年10月武昌城頭槍聲響起,湖南響應很快。程潛奉命率部護送黃興進入漢陽,短暫地成了18歲毛澤東的頂頭上司。當年毛澤東在湘軍第25混成協(xié)做列兵,小伙子常聽“程教官”講革命要務,用后來毛澤東的話說,“那時只覺這位先生膽識過人”。

      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竊取后,討袁失敗,程潛南下再起。1913年二次革命,他擁護孫中山舉兵,卻因兵敗輾轉日本、香港。多次流亡,并沒有磨掉他的銳氣,反而讓他認定了“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這條路。30年代有人勸他效忠南京,他笑答:“大勢未定,須留一線希望給人民。”這話在當時顯得突兀,卻透露了他對“黨外合作”的執(zhí)念。

      1926年北伐,程潛任第八軍軍長,兼湖南省主席。那一年他四十五歲,指揮若定,奪武漢、克南昌。可隨著蔣介石清共風暴襲來,昔日戰(zhàn)友分道揚鑣,他一度心灰意冷,調離一線,轉任西南防區(qū)。1937年盧溝橋事起,他被起用為第一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統(tǒng)轄晉豫皖蘇魯豫之地。徐州會戰(zhàn)前,張自忠、龐炳勛火氣很大,差一點把總預案攪黃。程潛兩袖清風趕去,拉住兩人嘀咕:“打日本,不打自己。”一個晚上連勸帶罵,終讓兩支部隊握手言和。

      抗日八年,程潛屢次頂撞蔣介石:要求增調兵力支援武漢會戰(zhàn),公開肯定《論持久戰(zhàn)》,還默許共產黨在湘西、鄂西活動。陳誠向南京告狀多次,蔣介石卻礙于其資歷與地方威望,只好按下不表。敵后交通線被八路軍、新四軍截斷時,程潛暗中“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為后來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留下通道。



      抗戰(zhàn)勝利后,國共雖握手,卻劍拔弩張。1946年初,程潛赴重慶任國民政府長沙行轅主任。面對街頭橫幅“打內戰(zhàn)無前途”,他心有戚戚。蔣介石頻繁催他“清剿赤匪”,他卻以“湘西地形復雜、兵心未穩(wěn)”搪塞過去。實際上,他已在醞釀另一條路。1949年8月,湖南城里的一幢小洋樓里,程潛對親信低聲說:“不能再打了,得給子孫留條生路。”短短一句話,道出老人心底的轉折。

      同月4日,長沙和平解放公約簽署。先是一紙通電,隨后是部隊無血開城。國統(tǒng)區(qū)輿論嘩然,蔣介石恨得咬牙,電令“叛將程潛”軍事法庭公審。可局面已非昔日所能挽回,程潛與陳明仁一道北上,接受中央任命。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前門站臺那場寒意中的握手。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程潛被推舉為國務院副總理級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并連任兩屆。不少人以為他是掛名,事實卻非如此。1951年至1954年間,他三次深入荊江、洞庭湖,與水利專家頂著酷暑查堤壩、量流速,最終拍板了分洪工程,減輕了長江中游水患。聽證會上,他把卷宗攤開,“必須從治本入手”,瑯瑯一嗓子,把方案的原理、工程量與動員方式講得明明白白,沒人想到這位近七旬的老將軍還如此有精力。



      程潛在民革內部威望極高。凡是談及統(tǒng)一戰(zhàn)線,他總愛拿孫中山遺囑說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他主持修訂《民革工作綱要》,定下“擁護共產黨領導、建設新中國”的基調。有人質疑他“轉變太快”,他卻反問:“革命追求的是國家好,過了六十年,誰在做,誰就該支持。”

      1965年冬,他抱病趕赴湖南,考察洞庭湖區(qū)退田還湖工程,同行醫(yī)生多次勸止未果。1968年4月,病情惡化。臨終前,他握住夫人郭翼青的手,輕聲囑托:“替我向組織請罪,未能多做事了。”這一幕日后經郭翼青轉述,令許多人動容。

      1968年5月,國內正經歷風雨。程潛病逝的消息傳到北京,相關部門一時難以決斷是否舉行公開追悼。周恩來得知后拍板:“人走了,功在國家,必須開追悼會。”5月22日,八寶山禮堂肅穆。周恩來步入會場,向靈位三鞠躬,又側身對郭翼青說:“程家是革命家庭。”這句簡短的評語,既是慰藉,也是公允評價。

      程潛的遺像前,花圈簇擁,挽聯(lián)上寫著“追隨國父最久,歸順人民最先”。不少人讀來愣神——“最先”兩字其實并非時間的先,而是指在高級將領中,他率先以地方起義方式實現和平解放。湖南百姓因此免遭兵禍,“寧可劍折,人不傷”,這份抉擇被后來視作典型范例。

      若論軍功,程潛未必能與開國十大元帥比肩;若論政治魄力,他卻用半生時間證明另一種可能:舊軍閥也可以完成自我改造,與人民的利益合拍。有人回顧他的人生,總結為三次轉折:辛亥年起義,北伐年執(zhí)省,湖南和平解放。其實每次轉折背后都有同一條主線——信奉民主共和,不愿做權力的俘虜。

      在檔案館里,保存著程潛1950年給湖南老部下的一封信:“天下為公,人民為先,此心百年不改。”寥寥十三字,像落款,也像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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