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譚政被囚禁9年后，毛主席突然發問：那個譚政哪里去了？

1971年深秋，北京西山霧氣沉沉，軍管大院里一盞孤燈亮到天明。守衛經過時，聽見屋內傳來微弱自語——那是被單獨關押五年的譚政，反復叨念自己的年齡：六十七。對一個久歷沙場的大將來說，這并非垂暮歲月的感慨，而是對命運久拖不決的隱痛。

譚政的案子在當時的“特殊年代”被不斷翻動又被束之高閣，幾乎所有人都以為他會在沉默中被遺忘。可就在囚禁第九個年頭，一封寫滿懇求的信悄然遞出：希望能早日恢復工作，“哪怕只是看材料、改稿子，也算為部隊出點力”。信寫給毛澤東，很快被送達中南海。主席在批示欄落下“紀、汪酌處”六個字后，似已事情了結。可奇怪的是，這份批示無聲無息地沉進檔案，好像從未出現過。

譚政在幽暗的房間里繼續等待。日子一天天過去，他偶爾拿起紙筆，回憶昔日崢嶸：1927年秋收起義，他跟著老首長上井岡；夜里山風刮得呼呼響，他就在油燈下謄抄毛澤東剛寫好的《井岡山的斗爭》；墨水干得快，他的心卻更快地被理想點燃。那一年，他只有二十六歲，還在用“譚世銘”這個老家起的名字。

可如果再倒退一年，故事從一杯熱茶開始。1926年春，毛澤東赴湘鄉考察農運，暫宿陳賡家中，與屋主陳紹純長談半宿。那位熱心的老先生反復提到：“小女婿譚世銘，志向不凡，改天你們或許會見面。”毛澤東聽得住了心，便把這名字寫進隨身記錄本。數月后，當他在井岡山需找秘書，政工主任宛希先遞來一份簡歷，副欄里赫然寫著“曾用名：譚世銘”。毛澤東指著那行字笑道：“人找到了！”

初任秘書時的譚政，白天跟班作戰，夜里抄寫文件。一宿無眠是常事，他卻樂在其中。毛澤東寫一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就立刻用工整小楷抄一遍。其間，毛澤東偶爾推門來到外屋，坐在木板床邊閑聊：“譚政嘛，就是‘談政’，天生做政治工作的料！”這句半開玩笑的話，后來成了譚政自勉的座右銘。

長征、抗戰、解放戰爭，譚政的身影始終與政治工作相伴。他在1930年代主持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起草《古田會議決議》的補充文件；到1949年，為華北野戰軍制定“支前動員要點”。1955年授銜時，他是十位大將中唯一以政工成就獲此軍銜的人。外軍觀察家驚嘆，一支用政治動員鍛造的軍隊，其靈魂塑造者竟如此低調。

風云驟變始于1966年。隨著運動席卷全國，譚政成為“老路線”的代表，被隔離審查。多年的艱苦戰斗鍛煉了他的血性，卻磨不掉被剝奪發言權的苦悶。監房狹窄，他仍堅持練字、背誦馬克思選句，偶爾直勾勾望向小窗那一線天光。革命生涯四十載，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仿佛置身荒島，外界風聲雨聲統統被封堵。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氣氛略有松動。有人私底下對他說：“恐怕快有轉機。”然而年末冬雪消融，轉機仍不見影。時間擲向1973年4月，譚政再次疾書，寫信給毛澤東，請求“從寬處理”。就是這封信，才有了主席那句著名的追問：“那個譚政哪里去了？”話音一落，國務、軍委多路人馬忙著翻檢卷宗。幾位老同事在走廊里交換目光——他們明白，雪要化了。

1975年仲春，軍醫學院的一間病房里，譚政終于脫下數年的灰色囚衣。他比入獄時明顯消瘦，靠在床頭，仍舊背著《實踐論》里的段落。護士輕聲提醒，他卻擺手：“先別管我這點老骨頭，給我支張桌子，我寫封信。”第二天，一封長達萬言的議論送到葉劍英辦公室。信里沒有一句怨，只談軍隊思想政治建設的失序與修復路徑。葉劍英看完，沉吟片刻，將信遞給鄧小平，并寫了一行批注：“此心可鑒。”

鄧小平向毛澤東匯報時說：“譚政無大錯，這樣的人才不用，豈不浪費？”主席點點頭，批下“同意顧問”四字。三天后，中央軍委任命文件發布。對外只是寥寥數語：譚政任軍委顧問；對內卻意味著九年陰影的終止與政治聲譽的昭雪。

遺憾的是，折磨留下的創傷深埋骨髓。彼時譚政已雙鬢霜白，時常咳嗽不止，握筆的手微微顫抖。即便如此，他仍堅持研讀《毛澤東選集》，在旁人勸其休息時，他只笑道：“腦子不用，會生銹。”少數年輕軍官得空去院子聽他講授古田會議精神，每回均收獲滿滿。當年受他栽培的干部，回憶起這段時光，常感嘆“政治工作就是做人做事的學問，他讓我們心里有桿秤”。

1988年11月初，譚政病情惡化，軍委派最好的醫療小組全力救治，仍回天乏力。臨終前，他重復囑托：“不要為我浪費編制，多留給年輕人機會。”六日清晨，老人安靜離世，終年八十二。治喪大廳中，中央軍委挽聯寫下這樣兩句：畢生致力政治工作，兢兢業業以身作則；終身堅持立黨為公，坦坦蕩蕩守正不阿。短短三十字，卻刻出了他從井岡烽火到晚年風霜的一線初心。

有意思的是，當年那封悄然失蹤的“紀、汪酌處”批示，后來在文件堆里重新被人發現，字跡依舊蒼勁。對于歷史來說，一紙批示可能只是檔案盒中的薄頁；對譚政，卻意味著漫長歲月的分水嶺。人們常說逝者已矣，可在老戰友的記憶里，只要還有一次“你去把譚政找來”的詢問，他就從未真正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