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立煌手沾鮮血，為何毛主席還要高規格接見，建國后才知其高明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北京下著細雨，中南海勤政殿里卻亮著溫黃的燈。毛澤東在茶幾旁踱步，他要迎接一位久違的客人——衛立煌。外界為此議論紛紛：那位曾在“圍剿”時期令紅軍血染山野的“虎將”，憑什么配得上如此厚遇？

當年衛立煌的履歷可不光彩。一八九七年生于安徽合肥，十七歲入伍，北伐時就以敢沖敢打聞名。三十年代初，奉蔣介石之命，他參與對中央蘇區的多次圍堵，紅軍犧牲不計其數，“手沾鮮血”一說并非謠傳。因此，建國后很多老戰士聽說他要回北京，心里都直犯嘀咕。

然而時間線拉長，就會看見另一面。七七事變后，衛立煌被任命為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主守山西。三八年初，他在太岳山區與日軍鏖兵，前有重兵正面壓迫，后路又被切斷，命懸一線。娘子關的爆破聲忽然傳來，是朱德、彭德懷率八路軍切斷了日軍交通線。衛立煌借機將十余萬官兵拆分成小股，沿呂梁山脈撤退。繞道陜北，成了唯一可行的生路，卻也意味著必須端著槍進入延安。

去還是不去？他翻來覆去睡不著。蔣介石一紙電令要他趕赴洛陽開會，正好給了堂而皇之的借口。臨行前，秘書趙榮聲悄聲建議：“順道拜訪毛先生，機不可失。”衛立煌點頭，卻仍擔心“昔日血債”會讓自己難堪。

四月十七日清晨，衛立煌的車隊臨近延安。崖壁上紅紙標語迎面鋪來，“團結抗戰，歡迎衛副司令”幾個大字在晨霧里格外醒目。他心里一震——原以為會看到“打倒蔣介石”，結果卻全是合作抗戰的口號。更意外的是，毛澤東親自到城外迎接，還特地交代：衣食住行一律從優，不得怠慢。兩人在窯洞前相握的那一刻，戰場恩怨似乎被更大的國家危亡沖淡。毛澤東說：“抗日當前，咱們只談打日本。”衛立煌應聲道：“謹當竭力配合。”

當晚，延安舉辦篝火聯歡。砍棒舞蹈和陜北信天游讓這位西北軍人感到久違的溫暖。夜深了，窯洞油燈下，雙方攤開山西地圖研究敵情。毛澤東提出“游擊牽制、主力突擊”之策，衛立煌連連稱是。離別前，他寫下手諭：撥給十八集團軍步槍子彈一百萬發、手榴彈二十五萬枚，另外加送一百八十箱牛肉罐頭——那是整個二戰區的至珍口糧。毛澤東把手諭遞給羅瑞卿時輕聲叮囑：“這是信任，也是試金石。”

緣分由此扎根，卻要許多年后才見真章。內戰爆發，衛立煌被派往東北“剿總”。他對內戰心有抵觸，主打守勢，遲滯了國民黨東線戰略推進。遼沈戰役結束，蔣介石怒不可遏，把他撤職拿下。被軟禁期間，他偷偷電告朱德，請求照拂合肥老母與族人。電報送到香山指揮部，毛澤東立批：“務必周全。”幾天后，解放軍地方政府在合肥張榜安民：“衛母安堵，無人得擾。”這一筆情分，衛立煌牢牢記在心頭。

新中國成立那天，他人尚在香港，卻遣人偷偷遞上致賀電，言辭懇切。蔣介石數次派人邀他去臺北，他都以“風寒未愈”婉拒。五四年，香港報紙上出現了署名“衛立煌”的文章，呼吁和平統一。周恩來把報紙送到毛澤東案頭，兩人只交換了一個會心的眼神：現在，是時候把老衛接回來了。

于是，一封電報飛抵九龍。衛立煌拆開電報，讀到“祖國隨時歡迎歸來，一切安排，請勿念”十六個字，喉頭發緊。他對夫人郭佩蘭說不出話，只是把電報遞過去。半年后，夫妻倆乘船北上，四月二十五日下午抵京。迎接車隊居然是警衛連加號手，沿途彩旗飄揚，氣氛不亞于歡迎外賓。老兵們這才恍然：延安那年，毛澤東一句“規格一定要高”絕非權宜，而是看準了衛立煌心底的轉折。

返回大陸后，衛立煌被任命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并列于數位解放戰爭時期的高級將領之旁。他未再披掛，卻用熟悉的國民黨人脈、對美關系，為新政權提供了難得的咨詢：如何安置來歸舊部，怎樣破除“反共隔離政策”，甚至對保衛東南沿海、籌劃金門問題也多有建言。周恩來半開玩笑說：“衛先生仍舊在打仗，只是戰場換到了會議桌上。”

可身體不敵歲月。糖尿病、心臟病輪番侵襲，醫生下了“多休息”的死命令。五八年，國務院常務會上缺了他的位置，鄧穎超捧著鮮花探病，他的眼圈瞬間泛紅：“我給國家出的力不多，只恨身體撂了挑子。”一九六零年一月十七日，心臟停止跳動，享年六十三歲。兩天后，中山公園中山堂低回哀樂，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的花圈靜靜立在靈柩前。挽聯沒有華麗詞藻，只有一句：“衛公一生，以國為念。”

那一紙手諭、一封家書、幾次關鍵性遲滯，終于讓昔日對手成為座上賓。鮮血與疑云，終究被后來的抉擇沖淡。有人說，這是一場政治家的長線投資；也有人說，這是智者之間的惺惺相惜。無論評判如何，衛立煌的結局證明：立身家國，晚年走得安穩，比戰功更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