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初,薄霧籠罩著贛南丘陵,嘶啞的汽笛聲劃破清晨。列車剛駛出南昌站,車窗邊的鄧小平瞇起眼,遠處田疇的枯黃在晨光中若隱若現。消息已經傳來:中央同意他明年初返京,但他堅持在動身之前,到自己四十年前戰斗過的中央蘇區再走一趟,“我欠那片土地一份心”。同行的警衛悄聲提醒行程緊張,他擺擺手:“路遠,也得看一眼。”
對井岡山、瑞金、會昌、興國、于都這些地名,他再熟悉不過。年輕時,他背著小書箱走村串戶,為貧苦農民開夜學;如今重返,已是六十八歲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歲月在他臉上刻下溝壑,卻沒抹去記憶。抵達瑞金的前一夜,他在車廂燈下翻出舊地圖,在紙上重新標出葉坪、謝坊、小布等地,默默比對當年的作戰線路。
進瑞金那天是十二月八日,天空放晴。縣政府大院里擠滿早起的干部和老表。有人激動地喊:“小平書記回來了!”鄧小平握著鄉親的手,笑道:“幾十年了,樹長高了,人也變老了。”說話間,他抬頭望見縣衙舊址旁那株老榕樹,枝葉仍繁盛,他輕輕拍了拍樹干,眼神柔和。1931年,他常在此樹下批文件、看《紅色中華》報,如今只剩“鐵肩擔道義”的回聲。
午后,他來到離瑞金百余里的周田鹽礦。礦區里水汽蒸騰,工人們赤膊揮汗。想到當年蘇區吃無鹽飯、以硝土熬“苦鹽”的日子,他忍不住走上前,握住一位老工人的手:“辛苦!有了自家的鹽,再也不怕敵人封鎖。”工人憨笑著把兩小包雪白的精鹽遞給他,“首長,嘗嘗咱們江西自己的鹽。”這份質樸的情誼,他鄭重收下。
鹽礦的背后,是一段苦澀的往事。1931年國民黨頒布《鹽法》,對湘贛閩邊實施嚴密封鎖,“一撮鹽也不許進蘇區”。鹽價翻到城里十倍,甚至有錢也買不到。紅軍只得上山挖硝土熬鹽,草木灰、硝土混雜,大量戰士因失鹽虛脫。老區群眾把每月配給的寸鹽掰碎塞進紅軍干糧袋,“你們端槍打仗,我們斷糧不怕”。這一份魚水深情,鄧小平記了一輩子。
離開鹽礦,車隊折回清江招待所。午餐四菜一湯,外加二兩四特酒。陪餐的縣干部匯報年工業產值二千六百萬元,他眉頭一緊:“這么大個縣,也才這點數?”話音不高,卻像石子落水激起漣漪。晚間的簡報上,他寫下幾行眉批:產業門類單一,機械化落后,勞動力利用率低,需盡快摸清底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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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三天,他沿著會昌、興國、于都一路南行。會昌縣城門前的大榕樹同樣還在,抬頭看去,枝杈間掛著幾串自制鹽袋,風一吹沙沙作響,像是舊日硝煙的回音。當地干部陪同參觀時,介紹周田盆地鹽儲量至少十幾億噸,他聽后放慢腳步,沉吟良久才說:“從缺鹽到產鹽,只隔四十年,卻像隔了半個世紀,得把這座寶藏用好。”
興國的山道陡峭,道旁松樹披霜,老鄉多穿單衣。司機悄悄說這里年人均收入不足五十元,他打開車窗,冷風撲面,“底子薄,責任就在我們。”到紅軍烈士紀念塔前,他默立許久,輕聲念道:“我黨我軍兩萬五千里,起點就在這些山溝,不能讓犧牲換來的旗幟在貧困中落色。”
十二月十二日,當地地委在吉安“一號房”為他作簡短匯報。談到糖廠人工包糖、拖拉機廠靠人力推車,他提出:“機械化不是為了攆人飯碗,是為了讓人有更高級的活可干。”在場的干部面面相覷,筆記本上涂滿感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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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過三日,他回到南昌。臨別前夕,省里領導匯報江西全年工農業總產值,數字亮起,卻仍遠低于全國平均。鄧小平抬頭望向窗外長江水,淡淡說:“與西方比,我們至少落后四十年。補課得從最緊要的地方開始,農業、教育、科技一樣都不能少。”
一九七三年二月,他乘車北上。復出北京的列車穿過贛江大橋,月色倒影在江面,他沒有再回頭張望。行囊里,那兩包周田精鹽悄悄貼在風衣內側——它們分量不重,卻提醒著一個老縣委書記:40年的差距,并非抽象數字,而是千千萬萬老區人清晨的寒風與清淡的晚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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