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鄧小平赴北京前，在瑞金老區參觀時坦言：我們至少落后40年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初，薄霧籠罩著贛南丘陵，嘶啞的汽笛聲劃破清晨。列車剛駛出南昌站，車窗邊的鄧小平瞇起眼，遠處田疇的枯黃在晨光中若隱若現。消息已經傳來：中央同意他明年初返京，但他堅持在動身之前，到自己四十年前戰斗過的中央蘇區再走一趟，“我欠那片土地一份心”。同行的警衛悄聲提醒行程緊張，他擺擺手：“路遠，也得看一眼。”

對井岡山、瑞金、會昌、興國、于都這些地名，他再熟悉不過。年輕時，他背著小書箱走村串戶，為貧苦農民開夜學；如今重返，已是六十八歲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歲月在他臉上刻下溝壑，卻沒抹去記憶。抵達瑞金的前一夜，他在車廂燈下翻出舊地圖，在紙上重新標出葉坪、謝坊、小布等地，默默比對當年的作戰線路。

進瑞金那天是十二月八日，天空放晴。縣政府大院里擠滿早起的干部和老表。有人激動地喊：“小平書記回來了！”鄧小平握著鄉親的手，笑道：“幾十年了，樹長高了，人也變老了。”說話間，他抬頭望見縣衙舊址旁那株老榕樹，枝葉仍繁盛，他輕輕拍了拍樹干，眼神柔和。1931年，他常在此樹下批文件、看《紅色中華》報，如今只剩“鐵肩擔道義”的回聲。

午后，他來到離瑞金百余里的周田鹽礦。礦區里水汽蒸騰，工人們赤膊揮汗。想到當年蘇區吃無鹽飯、以硝土熬“苦鹽”的日子，他忍不住走上前，握住一位老工人的手：“辛苦！有了自家的鹽，再也不怕敵人封鎖。”工人憨笑著把兩小包雪白的精鹽遞給他，“首長，嘗嘗咱們江西自己的鹽。”這份質樸的情誼，他鄭重收下。

鹽礦的背后，是一段苦澀的往事。1931年國民黨頒布《鹽法》，對湘贛閩邊實施嚴密封鎖，“一撮鹽也不許進蘇區”。鹽價翻到城里十倍，甚至有錢也買不到。紅軍只得上山挖硝土熬鹽，草木灰、硝土混雜，大量戰士因失鹽虛脫。老區群眾把每月配給的寸鹽掰碎塞進紅軍干糧袋，“你們端槍打仗，我們斷糧不怕”。這一份魚水深情，鄧小平記了一輩子。

離開鹽礦，車隊折回清江招待所。午餐四菜一湯，外加二兩四特酒。陪餐的縣干部匯報年工業產值二千六百萬元，他眉頭一緊：“這么大個縣，也才這點數？”話音不高，卻像石子落水激起漣漪。晚間的簡報上，他寫下幾行眉批：產業門類單一，機械化落后，勞動力利用率低，需盡快摸清底數。

接下來的三天，他沿著會昌、興國、于都一路南行。會昌縣城門前的大榕樹同樣還在，抬頭看去，枝杈間掛著幾串自制鹽袋，風一吹沙沙作響，像是舊日硝煙的回音。當地干部陪同參觀時，介紹周田盆地鹽儲量至少十幾億噸，他聽后放慢腳步，沉吟良久才說：“從缺鹽到產鹽，只隔四十年，卻像隔了半個世紀，得把這座寶藏用好。”

興國的山道陡峭，道旁松樹披霜，老鄉多穿單衣。司機悄悄說這里年人均收入不足五十元，他打開車窗，冷風撲面，“底子薄，責任就在我們。”到紅軍烈士紀念塔前，他默立許久，輕聲念道：“我黨我軍兩萬五千里，起點就在這些山溝，不能讓犧牲換來的旗幟在貧困中落色。”

十二月十二日，當地地委在吉安“一號房”為他作簡短匯報。談到糖廠人工包糖、拖拉機廠靠人力推車，他提出：“機械化不是為了攆人飯碗，是為了讓人有更高級的活可干。”在場的干部面面相覷，筆記本上涂滿感嘆號。

又過三日，他回到南昌。臨別前夕，省里領導匯報江西全年工農業總產值，數字亮起，卻仍遠低于全國平均。鄧小平抬頭望向窗外長江水，淡淡說：“與西方比，我們至少落后四十年。補課得從最緊要的地方開始，農業、教育、科技一樣都不能少。”

一九七三年二月，他乘車北上。復出北京的列車穿過贛江大橋，月色倒影在江面，他沒有再回頭張望。行囊里，那兩包周田精鹽悄悄貼在風衣內側——它們分量不重，卻提醒著一個老縣委書記：40年的差距，并非抽象數字，而是千千萬萬老區人清晨的寒風與清淡的晚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