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周總理宴請柳亞子，席間憤然離席，毛主席評：牢騷太盛

1949年春天的北平，風還帶著寒意，城里卻已經是一派新舊交替的忙碌景象。解放軍的卡車進進出出，各種籌備新政協的會議在不同院落里同時展開，來往的人物，既有披著舊式大氅的舊民主主義者，也有剛從戰場上下來的解放軍將領。在這樣一個既熱鬧又微妙的時刻，一樁飯局上的小風波，慢慢牽出了一段頗為耐人尋味的往事。

那天，周恩來在頤和園設宴招待柳亞子。菜剛上齊不久，氣氛卻并不輕松。周恩來忽然放下筷子，臉色嚴肅，說了一句“我還有事，要先走一步，由鄧穎超同志陪你們”，隨后起身離席。柳亞子手里端著酒杯，僵在半空，半晌沒有放下。鄧穎超察覺到氣氛不對，趕緊替他斟酒夾菜，緩和尷尬。周恩來待人素以溫和著稱，在酒桌上卻突然“拂袖而去”，這在當時的北平城里，很快就傳開了。

要理解這頓飯局上的“火藥味”，不得不從柳亞子北上的那一年說起。

一九四九年初，柳亞子受邀從香港北上，準備參加即將召開的新政協會議。他被安排住在北平東交民巷附近的六國飯店。那一片舊使館區，洋樓林立，街道整齊，離城中各處名勝也不算遠。對于早年在上海、南京闖蕩多年的柳亞子來說，這樣的住處，算得上頗為體面。

住進六國飯店的頭一周，他心情很好。新政權剛剛在北平站穩腳跟，許多舊交老友也陸續來京參加會議，登門敘舊、把酒言歡的場面常常出現。對一個成名已久的詩人來說，這段時間的感受是直觀而熱烈的——仿佛幾十年的漂泊與堅持，總算迎來了一個新的階段。

有意思的是，舒心的日子沒過多久，變化就來了。中央決定把六國飯店騰出來，留作南京國民黨政府來和平談判代表團的駐地和辦公場所。柳亞子被通知搬離，改住頤和園。表面看，只是房間調換；對柳亞子這樣身份的人來說，心里卻很難不產生落差。

頤和園風景優美不假，生活條件卻不如飯店。照顧他的解放軍戰士出身樸實，做事干練，卻不可能像老牌飯店服務員那樣面面俱到。一來二去，小摩擦開始出現。再加上一個更敏感的問題：柳亞子發現，自己在北平住了不短時間，毛澤東一直沒有接見他，而一些曾經與共產黨立場相左，甚至在舊時代被視作“死對頭”的人物，卻已經先后與毛澤東會面。

這種“誰先見誰后見”的順序，在政治斗爭年代，往往被放大成一種象征。柳亞子心里不平，言談中常常帶出牢騷。有一次，他語氣激動，說出了這樣一番話：“共產黨內有些高級干部說，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后，我是被蔣介石通緝的，我一直反對蔣介石，跟著共產黨走，現在卻讓我在這里坐‘冷板凳’。”這話傳開之后，很自然就引起了注意。

要說柳亞子，為何如此敏感，就得把時間往前撥好幾十年。

一、少年詩人到“南社領袖”

1903年，他來到上海，加入愛國學社，結識了蔡元培、章太炎等人。這一圈人，后來在中國近代史上幾乎人人有名。柳亞子在這個圈子里，政治觀念迅速激進起來。他參與創辦宣傳革命的《革命軍》，隨后先后加入光復會和中國同盟會，被稱作“雙料革命黨”。這幾個組織的名字，如同一串串火藥味很濃的標志，也勾勒出他從清末到民初的革命軌跡。

同年，他在上海遇見正在奔走革命的孫中山。這時的孫中山，正被清政府通緝，又被日本當局驅逐，在一些同盟會內部也有人對他產生疑慮。不過柳亞子并不猶豫，認準了孫中山的主張，主動靠攏，成了孫中山理想上的堅定追隨者。

柳亞子不僅是南社的發起人之一，更是實際運作的主心骨。社中大小活動，多半由他主持。他的詩名和政治立場交織在一起，使他在南社內部擁有極高威望。可以說，南社之所以被后人記住，很大程度上離不開柳亞子這個人。

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后，柳亞子以老同盟會員身份加入，負責組織吳江縣黨部，并擔任執委常務委員。1926年國民黨二大在廣州召開，他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已經走入國民黨高層政治結構之中。這一路走來，詩人早已變成活躍于政治舞臺的風云人物。

二、痛罵“新軍閥”與香港奔走

進入1920年代后半期，國共合作的局面日益緊張。蔣介石在黨內逐步擴張權力，提出所謂“整理黨務案”，制造“中山艦事件”，實際上為背叛革命、清洗共產黨人做鋪墊。柳亞子政治嗅覺很敏銳，看出蔣介石的路線與孫中山“聯俄聯共”的遺訓背道而馳。

在一次公開場合，他當面怒斥蔣介石是“新軍閥”。這句話傳到蔣介石耳中，當然不會被輕輕放過。蔣介石把他視作“眼中釘”，派人潛入他在上海的住所，準備抓捕。好在柳亞子妻子機警，提前發現動靜，讓他連夜離家出逃。當晚，他登船離開上海，隨即輾轉到日本避難，一躲就是一年多。

到了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在皖南遭到國民黨軍突然襲擊，大量官兵犧牲。這件事在國內外引起強烈震動。柳亞子在香港參與起草宣言，聯同宋慶齡、何香凝等公開譴責蔣介石迫害新四軍，旗幟鮮明地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當時國民黨召開六屆六中全會，蔣介石希望利用柳亞子名望，將他請去開會以便軟禁或控制。

蔣介石派吳鐵城前往“促駕”，柳亞子看穿用意，態度很硬。他拍桌說：“我寧可被他暗殺，也絕不參加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會議！”這句話在香港的進步人士中傳得很響。蔣介石惱羞成怒，宣布將柳亞子開除出國民黨。對柳亞子來說，黨籍被開除反而是一種解脫，他在政治上徹底與舊國民黨決裂。

抗戰結束后，國共矛盾很快轉向全面內戰。柳亞子秘密前往香港，與李濟深、何香凝等人發起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他擔任秘書長，成為主要領導人之一。他組織扶余詩社，自任社長，在詩歌圈子里繼續發揮影響。革命與詩歌，這是他一生中始終糾纏不清的兩條線。

也正因為這樣的經歷，他對自己的政治“資歷”和“功勞”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自信：早反蔣、敢發聲、敢承擔后果，自認并不比任何人遜色。到了1949年，一切舊賬加在一起，就成了他后來自覺“受冷落”的心理背景。

三、頤和園里的牢騷與那一頓“火藥味”宴席

新政協籌備工作展開后，各民主黨派代表陸續抵達北平。柳亞子理所當然認為，自己作為民革早期領導人之一，應該在籌備會和民革內部獲得重要位置。新政協籌備會的成員名單中，他并沒有被列入核心籌備小組；民革內部的安排，也沒有把他推到最前臺。

搬到頤和園之后，心中的失意不斷被放大。住處環境安靜，卻更易讓人胡思亂想。有一次，他出園上街，看到一個攤位有孫中山的小型石膏像，便買了一個帶回住處。回門時，被門衛攔住，以為是哪個普通住戶的親友。柳亞子一肚子不快，舉起手里的拐杖就打，還氣沖沖地說：“我住在這里七八天了，你還不認識我？”這句話聽上去有點孩子氣，卻反映出他的心理狀態——對“被認識”“被承認”極為在意。

那段時間里，周恩來常到頤和園看望前來談判的國民黨代表，如邵力子等人。柳亞子知道周恩來來了，卻遲遲沒有得到拜訪的消息，心里愈發不平。據 contemporaneous 回憶，他甚至說出過“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再不理我，我就跳湖或吊死”這樣極端的話。雖然未必真要付諸行動，但語氣之激烈，可見他內心積郁之深。

周恩來聽說后，專門叮囑負責照顧柳亞子的便衣同志，不要與他發生正面沖突，凡事盡量照顧情緒，同時要注意安全。這種“既當客人，又是重點照看的老朋友”的特殊狀態，使得身邊工作人員壓力不小。

沖突還是出現了。有一回，柳亞子提到想吃新鮮的黃瓜。管理員按時節推算，心里有數，卻仍跑遍附近幾家菜市場，終究沒買到。回去后，他耐心解釋說：“鮮黃瓜還沒上市。”柳亞子聽完，抬手就是一記耳光：“你沒有盡到職責，還講什么客觀理由！”換在平時，這樣的事情必然引來嚴肅處理；在當時，考慮到他的身份和情緒，多數人選擇忍讓。

類似的小插曲重復出現，柳亞子與管理員、服務人員發生過不止一次的沖突。消息傳到周恩來那里，周恩來沒有簡單地歸為“脾氣問題”，而是決定找機會當面談一談。于是，就有了那一場頤和園中的宴席。

這頓飯局，并不是單純的“賠罪”或“安撫”，更像是一場夾雜了情誼、原則與規矩的正式談話。席間，周恩來先向柳亞子詳細解釋，為何自己遲遲未能登門拜訪：新政協籌備事務繁重、國共和談牽涉重大，他身兼多職，每天行程被安排得極緊，許多會見都是根據全局工作需要安排順序，并非針對某一個人。說到這里，周恩來態度誠懇，并未表現出任何高高在上的姿態。

緊接著，話鋒一轉，他提到柳亞子在頤和園期間，多次對工作人員動手打人。周恩來的性格向來溫和，卻對這件事毫不客氣，明確指出這種做法嚴重不妥，不符合一個老革命者的身份，也不符合新社會應有的風度。據后人回憶，當時周恩來用詞很直，“不客氣”三個字并非虛說。

柳亞子一時面紅耳赤，桌上的氣氛變得凝重。周恩來見說到關鍵處，不再多留，以一句“我還有事，要先走一步”結束談話，起身離席，把場面留給鄧穎超和其他在座同志處理。柳亞子手舉酒杯，僵在那里，這一幕后來被許多人提起，常常被視為那次談話效果的一種生動注腳。

毛澤東知道這一情況后，沒有直接找柳亞子談，而是以詩相贈。他寫下《和柳亞子先生》七律，其中那兩句“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言辭不算尖銳，卻一針見血：牢騷可以有，但過于沉浸其中，會傷害本人，也影響大局；眼光要拉長，從個人際遇轉向國家、時代的更長遠視野。柳亞子讀到這首詩，既感動又慚愧。他明白毛澤東并沒有否定他的歷史功績，而是提醒他從更高的角度看待眼前的待遇和得失。

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的規勸，對于一個一生以“性情中人”著稱的詩人來說，并不好接受。能讓他真正放下心結，靠的不是幾句安撫，而是這首詩背后流露出的態度：認可其過往，也要求其適應新局。不得不說，這種處理方式，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中頗具分寸感。

詩在，話也說盡。柳亞子經過這一輪“敲打”，情緒慢慢平復下來，開始安心參加北平的建國相關工作。

之后的歷史走向，印證了那頓飯局并不是“翻臉”的開端，而是一段新關系的重新定位。

在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柳亞子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這個身份，擺在當時的政治結構里，是一個具有實質地位的安排。民革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他再次當選為民革中央常務委員，繼續在民主黨派中發揮作用。移居北京之后，他的生活與工作逐漸步入正軌，對環境與待遇的評價，顯然比剛到頤和園時要平和得多。

1951年起，柳亞子的身體狀況開始變差，被診斷出腦動脈硬化癥。疾病慢慢侵蝕精力，詩酒酬唱的日子越來越少。七年之后，他在北京病逝，終年七十二歲。一生的風波，在這一刻畫上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