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路過沈陽，拒絕鄧華的招待，為何點名要見黃毛丫頭？

沈陽軍區司令員鄧華聞訊后急忙趕來，請示是否先去軍區招待所用餐。主席搖了搖手：“飯就不必擺了，找‘黃毛丫頭’來，吃她的手藝。”鄧華愣住，回神后才想起，這“黃毛丫頭”不是別人，正是當年紅四方面軍的女營長——陶萬榮，也就是后來改名“蘇鳳”的那位傳奇女將。

時間撥回二十三年前。1935年6月18日，四川懋功草地上，紅軍一、四方面軍勝利會師。慶功晚會上，一個扎著小辮的姑娘沖上臺，清亮地唱起《兩大主力會合歌》，把戰士們唱得熱淚橫流。臺下的毛主席聽得入神，結束后走到后臺，笑著拍她肩膀：“唱得好，小小年紀哪來這般豪氣！”姑娘咧嘴一笑：“叫我黃毛丫頭就行。”這便是兩人第一次見面。

陶萬榮1916年生在湖北黃安，家里窮得揭不開鍋，十二歲被送去做童養媳。黃麻起義的槍聲喚醒了她的血性，十三歲那年，她扔下鋤頭，一路追著部隊跑去報名“當紅軍”。因為手腳麻利，又敢拼敢沖，她被選進無線電訓練班，成了紅四方面軍最早的報務員之一。那時，她才十四歲。

家人先后犧牲的噩耗傳來，她哭過，但轉身更狠地訓練。“要是不打贏，這仇哪天報得了？”她對戰友說。也正因為這股狠勁，1933年川陜根據地成立我軍歷史上第一支婦女獨立營時，上級毫不猶豫地把營長帽子扣在她頭上。營里二百多名女兵，大都剃了短發，肩扛步槍操練。訓練教員秦基偉回憶過那群女兵：“走山路不掉隊，打土匪不眨眼，頂得上男兵。”

同年秋，獨立營押運糧草到通江縣鷹龍山。夜幕一合，田頌堯部的百余人摸上來，想吃個“夜宵”。女兵們武器簡陋，連鐵鍋蓋都當起盾牌。陶萬榮低聲一句：“埋伏，待會兒給他們個驚喜。”埋伏、突擊、白刃，短短半個時辰，敵人繳槍投降。數十支輕機槍外加成箱子彈，全歸女兵所有。這一仗傳遍蘇區，“黃毛丫頭打了場漂亮仗”的故事被當歌謠唱。

長征路上，她們背著機槍也背著鍋碗。翻雪山時，幾十斤的鍋被凍在背上，撬也撬不下。一個女兵累得跪地哆嗦，她咬牙扯起對方：“站起來，一倒下就爬不起來了。”到陜北會師時，百余名川妹子只剩三十多人，但沒人掉隊。毛主席記下了這張風里雪里依舊笑得頑皮的小臉，從此“黃毛丫頭”成了他對陶萬榮的專屬昵稱。

抗戰爆發后，陶萬榮主動推辭了去蘇聯學習的機會，留在延安抗大當教官。她講起行軍住扎的經驗，學生們聽得目不轉睛。她說：“會打仗不夠，還得會教人打仗。”幾年下來，一批批學員奔赴前線，很多后來成為各軍區的骨干。

西北野戰軍組建時，她在后方籌糧、辦軍工廠，忙到凌晨是常態。建國后，轉業到遼寧，歷任公安廳副廳長、法院副院長。面對新中國的家底，她分文必爭，常說“我們的賬，百姓盯著呢，可不能糊涂”。

再說1958年那天。陶萬榮聽聞主席到站，放下手頭文件趕來相見。站臺上，兩人隔著人群相視一笑。主席招手：“黃毛丫頭，你的炸苞米餅還有沒有？”她爽朗回答：“鍋灶在部隊，手藝在這兒，主席放心。”一小時后，軍區小灶房里飄出玉米面餅和筍干燉臘肉的香味，毛主席夾了一塊，邊嚼邊感慨：“這味兒，還是長征的味道。”

那頓飯沒有山珍海味，只有青椒炒蛋、苞米面餅和一碗小米粥。眾人陪坐，主席卻只顧與陶萬榮閑話舊事。“當年過草地，你們幾個人抬著電話機搶渡水洼，我可都記著。”他語氣平靜，卻讓滿屋子人動容。鄧華后來回憶：“我算是明白，主席要的不只是吃，他想嘗一口那段日子里的艱苦滋味，也想看看老戰友還好不好。”

歲月流轉，1995年12月31日，陶萬榮在大連病逝，終年七十九歲。彌留時，她輕聲叮囑護士：“替我向組織說一聲，我真名叫陶萬榮，可別只記得蘇鳳。”這句話記錄在病歷里，成為她留下的最后一句囑托。

如今，人們提起那位“黃毛丫頭”，多半想起她在人海中仗劍而立的身影：從少女到將校，她用一根電鍵、一把步槍、一口鐵鍋，連起烽火連天的歲月，也讓“女子能頂半邊天”落到實處。毛主席當年在沈陽點名要吃她做的家常飯，究其實質，不過是對那份歷盡艱險而不改初心的肯定——那飯香里，有血有汗，更有信念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