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處境艱難，老部下當司令后，給他改善境遇，卻又選擇避嫌？

1974年初春，南京下了場冷雨。雨絲飄到玄武湖面，蕩起細小的漣漪，也攪動了王平心里的沉悶。對這位出生于一九一零年的開國中將來說，六十四歲的年紀本該含飴弄孫，可三年多的“半自由”生活，使他的眉宇總籠著陰影。

南京軍事學院一九六九年撤并，是王平命運拐彎的起點。那年，他被要求“隔離反省”，離開了熟悉的講臺。自認一身功勞，忽而落入寂寥，王平形容自己像“退潮后擱淺的船”，動彈不得。五年過去，組織對他的調查雖未徹底翻案，卻也沒再深追，他被允許在家居住，但出城要報批。

一九七二年冬天，家門終于打開。王平獲準回家，親人團團圍上來，只剩淚水相見。自由，卻有限制：不許公開露面，不許離寧，如需外出須層層請示。相比此前的隔離，這算解脫，但對一輩子戎馬倥傯的他而言，依舊如臨籠。

時間進到一九七三年。報紙上不斷刊出“老同志復出”的消息，王平心急如焚。靠女兒輾轉遞信，他向葉劍英請求復查。應允是應允，可進京后足足住了三月，沒有結果。北京的春天漫長，他終究帶著惆悵回到南京。

就在這時，新的變量出現。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丁盛從廣州調任南京軍區司令、第三書記。丁盛和王平淵源頗深：一九三五年婁山關，丁盛任紅三團連指導員，團政委正是王平；到抗美援朝，王平出任二十兵團政委，丁盛指揮第五十四軍，仍舊上下排列。舊情難忘，丁盛到任不久便主動登門。

那天傍晚，鐵門吱呀一響，王平正拄著拐杖站在院中。見來人，他愣了兩秒，旋即大步迎上。“老首長，我來看您了！”丁盛一句話，讓院里暖意頓生。兩人寒暄不過幾句，王平已濕了眼眶。這一短促的相逢，卻釋放出清晰信號：軍區不再回避王平。

丁盛說話向來直，“您想去棲霞寺轉轉，就去；想見朋友，報備一聲就成。”一句話，桎梏松動。自此，王平可以進出軍區招待所，也能偶爾到老部下家里敘舊。經濟待遇恢復、警衛相隨，連家里的老式收音機都重新響起京劇選段。對一個久遭冷落的老將領來講，這已是重大轉機。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軍區兩位掛名書記當時一個在北京中央工作，一個忙于地方事務，真正說了算的，就是丁盛。外界傳言他“頂風作案”大膽扶舊上司，其實也無外乎一句“知遇”二字。軍旅情誼，常常決定了命運的走向。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央宣布召開第四屆全國人大。總政突然來電：“王平同志即刻進京報到。”軍區在忙代表名額的最后確認。丁盛也要赴會，他主動邀請王平同機北上。然而起飛前十小時，值機表上赫然取消了王平的名字。軍區辦公室匆匆來電：“航班座位緊張，請王老自行安排。”局促間，王平只得改乘當晚的鐵路快車。

這番變卦在當事人心里留下疑團。列車咣當駛入夜色，他反復琢磨：丁盛為何突然“轉向”？車廂里，他對隨行警衛低聲自問：“是不是我讓老丁為難了？”這一句疑竇，沒人能答。到北京西站，早有總政干部迎接，連夜護送他到國務院小禮堂備會，禁止外人接觸。

會后，王平才知道，自己被列為補選代表的決定很晚才拍板，名額與機位都要避嫌平衡。丁盛身為南京軍區“一把手”，在氣氛敏感的當口，對昔日老首長表現過多親近，難免引人猜測。選擇在公開場合“保持距離”，既是自保，也是保護王平。道理并不復雜，卻只能私下揣測。

會議結束，王平未被安排新的崗位，但政治標簽已悄然改變。他又返回南京，活動范圍更寬。丁盛暗中叮囑后勤：“王政委的醫藥費一律從軍區報銷。”表面上無聲，實則關照有加。只是兩人往來明顯低調，逢年過節，往往以書信互致問候，再無昔日把酒言歡。

有人評價，丁盛“先拉一把，再往后退一步”，看似矛盾，卻是那個年代不少軍隊干部的生存智慧。彼時中央運動尚未徹底落幕，任何“圈子”嫌疑都可能激起風浪。對丁盛而言，前期主動改善王平處境，是道義；關鍵時刻拉開距離，則是自保。

遺憾的是，王平復職的正式命令直到文革結束后才下達。他最終被安排為總后顧問委員，軍銜、待遇悉數恢復，可惜已近古稀，難再施展。對他個人，這幾年曲折留下了深刻烙印；對研究者，這段“進與退”的細節，映照了特殊年代里軍中人情與政治博弈的微妙。

小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歷史現場的復雜性遠超想象：同樣一句問候，今日可視作溫情，當年或被視作“結幫”；一次航班臨時改簽，外人看似冷漠，實際或許是避開明槍暗箭的無奈。王平與丁盛的關系因此顯得層次分明——情誼在，更要避嫌，這正是當時不少老同志必須習得的生存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