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后代現狀如何？長女定居國外，門口高掛五星紅旗

1968年仲夏，約旦首都安曼悶熱得像一把厚棉被。午后兩點，一面鮮紅的五星紅旗在鬧市區胡賽因大街的微風中輕輕晃動，吸引了不少行人側目。“那兒有家中餐館，老板娘是上海人。”當地人用阿拉伯語低聲議論。從餐館門口走出的女士，雖已年過五十，舉手投足仍帶幾分舊上海的貴氣，她正是杜月笙的長女杜美如。旗幟下，她抬頭看了看天色，然后吩咐侍者：“茶葉要新換，客人最怕苦澀?！币痪渖虾Ｇ粖A雜著英文的叮囑，讓旁人恍惚間仿佛聽見了外灘舊時鐘聲。

時針撥回到1931年，上海灘金碧輝煌的夜里，杜月笙在大世界戲院包廂里與影星、銀行家碰杯，那光景令人眩目。作為青幫三大亨之一，他掌控賭檔、煙土以及法租界警務系統，權錢交織，呼風喚雨。然而盛世表象底下，暗潮已悄然匯聚。抗日烽火逼近，擁槍自保的舊式幫會終究擋不住時代巨浪。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日軍飛機投下的炸彈震得法租界玻璃碎裂，杜公館的水晶吊燈也隨之晃動。那一天，杜月笙把家眷送上開往西南的專列，自己則在灘口望了望被炮火熏黑的外白渡橋。后來他到了重慶，陪同蔣介石設立“行動委員會”，籌措軍需。為了支持抗戰，他把大部分地產、金庫賬本留在上海，原本用來“養老百年”的銀票再也取不出來。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杜月笙盼來的卻不是悠閑晚年。此時的上海正被各路勢力重新瓜分，他想帶家人去法國躲清凈，但國民政府出面索要十五萬美元“護照費”。巨額費用讓他頓生退意。隨后，蔣介石邀他去臺灣，他心知肚明：自己在“四一二”清黨中血債累累，留在大陸難保性命，去臺灣則要重新站隊。猶豫再三，他選擇了第三條路——遠走英屬香港。

1949年4月20日，解放軍炮火即將橫掃長江天險。凌晨四點，杜月笙在吳淞口登上荷蘭籍商船“瑪麗亞號”，同行的有四房太太、兩位姨太以及十一名子女。密艙里升起柴油味，三等船艙的搖晃讓不少孩子暈船嘔吐，他卻淡定地抽著雪茄?！叭桃蝗蹋^了這一關，咱們再想辦法?！彼p聲安慰，眼底卻已沒了昔日的張揚。

到港后，杜家暫住跑馬地，隨后遷入中環堅尼地臺十八號。那是一幢維多利亞式三層洋樓，和之前在靜安寺路的百間大宅相比，儼然縮影。更刺眼的，是賬本上的數字——上海的庫存取不回，重慶的銀行賬戶被凍結，香港的開支卻如走馬燈。家族子女必須自己謀生，這在舊日上海“少爺小姐”耳中，無異于晴天霹靂。

1951年8月16日凌晨，杜月笙因哮喘急癥病逝香港圣德肋撒醫院，終年六十三歲。訃告貼在《工商日報》頭版角落，落款只有簡單兩行“小女杜美如、杜美娟泣告”。葬禮從簡，沒有曾經的達官顯貴，也沒有青幫的刀馬護送，只有稀稀拉拉的舊部在雨里撐傘送別。那一天，杜家人散如飛蓬，新的生計從此各安天命。

長子杜維善本在加州伯克利讀書，父親去世后留在舊金山做電氣工程師。借著專業，他入職貝爾實驗室，薪水穩當，卻得從頭學會排隊、自己拎公文包。次子杜維藻轉投紐約證券行，上世紀六十年代掙得一筆小錢，卻在1973年石油危機中賠了個底朝天。老三杜維紹脾氣火爆，被美國移民局以持槍斗毆為名驅逐出境，無奈輾轉到巴西圣保羅開了一家五金鋪，后又經營咖啡豆買賣，日落而息，生活平淡卻自得。

三名落腳巴西的兄弟另有隱情。彼時蔣經國正在上海整肅金融市場，他們涉入“中央信托案”被點名，幸而提前離境。抵達南美后，華人社區資源有限，這幾位前大亨之子不僅要學葡語，還得習慣炎熱氣候。有人打趣：“昔日海派公子，如今學會推小車補貨。”他們也只是苦笑。

1960年，蔣介石為拉攏舊部，批準部分“功臣后代”來臺任公職。杜維恂與杜維齊獲準進入國民黨高級幕僚體系，負責社會事務與情報聯絡，但兩人始終未能爬到顯赫位置。臺灣經濟起飛，他們在體制內安身，子女陸續留學歐美，杜氏血脈漸漸在異鄉分流。

杜家唯一留在亞洲中東地區的，便是大女兒杜美如。她少時就讀于上海圣瑪利亞女校，法語、英文俱佳。1962年，她從臺灣“考試院”外交人員培訓班結業，隨后被外派中東。到約旦后，她出人意料地和年長十余歲的國王侯賽因成為忘年之交。王宮宴會上，侯賽因對中國瓷器贊不絕口，杜美如借機推薦川菜，得了國王一句“美如是中華美味的使者”，自此在外交圈人氣大漲。

1970年，她依照國王建議在安曼開辦“上海樓”餐廳。首日試業，菜單只有清炒蝦仁、紅燒牛肉面、白斬雞三道，卻因地道口味座無虛席。為了招徠僑胞，她把餐廳外墻漆成淡粉，門面兩側掛京劇臉譜，最顯眼的依舊是那面五星紅旗。有人問她緣由，她端著紫砂壺，輕笑道：“旗子不能摘，它代表根?！笔齻€字，聽者默然而敬。

1983年春天，新華社駐中東記者到店采訪。談起父親留下的財富，她攤開雙手：“那點錢早在戰亂中化作煙塵，我像小鳥，飛過千山萬水，只剩一身本事。”這一席話后來被刊登，海內外讀者這才知曉，這位昔日風云人物的女兒早已把命運握在自己手里。她不唱青幫舊調，也不粉飾家族榮耀，只在每年國慶把國旗擦得一塵不染，讓食客遠在他鄉仍能看見中國紅。

除去杜美如，杜家尚有一位養女杜美娟。她少年時曾被送往英國讀書，學成歸來卻發現家道中落，難以適應，最終與兄弟姐妹反目，在香港獨自打拼。她改姓母姓，自辦服裝加工廠，從洋行批來面料再出口歐美。生意不錯，可她對父親卻少有好話，自言“那是時代的犧牲品，也是罪人”。家族聚會時，她總選擇缺席，直到杜月笙墓前重修的禮佛儀式，也未現身。

進入九十年代，全球華人資本迅速流動，杜家的美國與巴西子弟紛紛轉投房地產、電子制造等行業。杜維嵩之子杜若暉在硅谷創辦晶片設計公司，曾獲英特爾投資青睞；杜維彰的孫輩則以法國護照在巴黎投資藝術畫廊，對外自稱“Dumas”以避家族色彩。這些新一代愛與恨的情緒淡了，談及先人多半只是“爺爺輩的故事”，他們更在意股權結構和創業計劃。

不過，也有人重回上海尋找根脈。2012年冬，杜家第五代子孫中的一位年輕建筑師，悄悄走訪了早已改作商務樓的舊杜公館遺址，拍照后離去。據門衛回憶，那年輕人離開時在門口徘徊良久，手機里放著《夜上?！??；蛟S，這座城市的霓虹與黃浦江的霧，總能在血脈深處攪起記憶。

如今細數，杜月笙十一名子女遍布四大洲。美國的三房后人多已定居加州、德州，職業橫跨醫療、法律、科技；巴西支系有人成了咖啡莊園主，也有人改姓加入當地商會；臺灣分支因政治風云幾經沉浮，現仍有人在政界擔任顧問；約旦的杜美如則在2018年離世，享年九十，她的子女依舊經營“上海樓”，堅持每年國慶升旗的習慣。至于早早過世的八子杜維嵩，如今僅留下一張泛黃的畢業照鎖在故居抽屜，訴說著英年隕落的無奈。

回望這支家族的遷徙軌跡，從黃浦江畔到維多利亞港，再到太平洋彼岸和南美平原，地圖上被針腳般的航線串了起來。家道衰落并未將他們全部困死在舊夢里，更多后人選擇接受新身份、學習新語言，自給自足。他們和任何普通僑民一樣，為房貸奔波，為孩子教育焦慮；偶爾在深夜翻出泛黃老照片，才憶起那位頂著禮帽、吞云吐霧的父親或祖父。

有人說，杜月笙若泉下有知，見子女不再錦衣玉食，定會悔恨當初沒有帶走更多財富。然而，也有人認為，他若看到子女各自謀生、守法度日，也許會會心一笑——這與他晚年“要為國家爭氣，靠自己站穩”的囑托，并未相悖。至于那面在安曼街頭獵獵作響的五星紅旗，更像是一種隱秘的家族圖騰，提醒后輩：時代潮流不可逆，落葉終究要認得根。